封面圖片：鄧小平（亞新社）
文化大革命確是一場民族的浩劫，國家的災難。在毛主席極端思想的影響下，億萬民眾，特別是青少年狂熱地參與造神運動。無論是一般被害者，還是盲從的加害者，大多數人還是膽怯加茫然，在思想的牢籠和情感的迷區徬徨。在這種大背景下，烈士慷慨就義卻萬馬齊瘖；英雄踏破鐵鞋也千軍無將。但魯迅先生一貫堅毅的認識是，中國從不缺民族的脊梁。從王容芳、遇羅克、王申酉、王正志、吳曉飛，到李九蓮、丁祖曉、肖瑞怡，再到〈寧夏共產主義自脩大學一案〉的魯志立、吳述森、吳述樟，這些為正義與真理獻身的英烈，為良知與忠誠坐牢的英雄，他們任何一段精神歷程都有其價值，都不當被掩蓋、被遺忘。他們的意志和情懷值得人們永遠緬懷與尊敬。
國家機器啟動 停止了思考
鄧小平在反思50、60年代中共黨內反民主與個人崇拜禍害時認為：毛主席的思想機器一啟動，黨內其他人就停止了思考。這宿命在文革這非常時期終於被打破。鄧小平三起三落，一直沒停止過如何重振朝綱的思考。在文革中磨練長大的青年一代，包括老紅衛兵、造反派骨幹、下鄉知青、有業與無業的青年，更一步一步衝破思想牢籠，對文革、黨內鬥爭、國際共運、社會主義制度、社會經濟、社會關係與矛盾、農村問題、教育問題、國家體制與政策等方面進行廣泛的思考、探索、爭論。當然，這一代注定沒有思想的創新，沒有足夠的學力和深厚的文化思想底蘊，可以支撐構建任何新的理論體系。
絕大多數的思考者只是從中共八大和新民主主義時期毛澤東的著作文章尋找理論依據，以證明文革的謬誤與失誤。後來，開始有人積極研讀馬克思、恩格斯、以至普列漢諾夫、盧森堡等人原著，擺脫原有的思維框架，去尋覓社會主義新的真理。當然，他們積極聯繫中國社會的實際，他們的思考驚人一致是：（1）批判個人崇拜，反對封建愚昧與專制；（2）反對黨內殘酷鬥爭和社會泛階級鬥爭；（3）反對特權，嚮往平等與民主；（4）尊重科學技術，渴望良好的教育，主張發展生產，實現中國社會現代化。可以肯定的是，60、70年代的思考者基本都是信仰馬克思主義，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
人文精神：我思故我在
整個70年代，一直到80年中期，中國的青年思考者流露並洋溢着人文精神，閃爍着理想之光。
我在1979年5月寫了一篇紀實自傳散文〈雨——驪影‧慢板〉，其中有幾段記敘文革時期自己的學習與思考。
「我渴望當英雄，更渴望思考。打倒一切，破壞一切，大人們難免不安與恐懼。對青少年來說，哪怕是排除洪流外的旁觀者，有時也帶來騷動與混亂的快感。從那個時候開始，命中註定我只能在夢鄉裏，或腦海裏叱吒風雲。但使我可以冷靜地審視別人，審視自己。當淚水和眼光揮別抬屍復仇誓師遊行的人群，回到冷冷清清的家裏小閣樓，我在照片背面寫着：專橫跋扈非吾願，行屍走肉心不甘。 我自己像陳通流同學（文革時汕頭第一個殉難中學生）死過一次，然後又獲得重生。」
「我認識了一個怪人，老高中生『啦咪』。他嘲笑我不懂哲學，只懂得賣苦力。我從收購站買到一本《歐洲哲學簡史》，弄明白為什麼飛鳥不動，迫不及待找他討論。一個人是一次，還是兩次不能同時進一條流。他確實博學，他誘導我胡思亂想。他家裏被抄窮了常挨餓，他也被下鄉了。後來瘋了，自殺。我記起高爾基《童年》《人間》《我的大學》人生三部曲裏神學院學生，想用幾何學證明上帝存在，雖時常得到同幢妓女房客的接濟，最終餓死在冬天的早晨。」
「我注視自己的命運，也關注你，關注同一代人的命運，還有許多農人和底層人群的命運。在思想的國度，我是自由的流浪者。犁田時我喜歡吼《三套車》；收工時，低聲哼唱自己聽得到的《拉茲之歌》（印度電影《流浪者》主題曲）。下放鍍金的那些政治學徒，是我們知青的帶隊幹部。有些人喜歡審視我，拿床頭貼陳毅元帥詠石詞英雄鐵石心腸，有熱血沸騰湧滿腔，任悲歡離合不動聲色，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大作文章，說是想翻天的罪證。」
「我是一個苛刻的修道者，敲打靈魂的自虐者。我反復研讀《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毛主席的鬥私批修使信者和不信者變成行動的小丑。我在撬開粗糙的貝殼，鎚打人性的珍珠有多少自私的骯髒雜質和生存法則的本質。只有了解農民，才能了解中國，這才是一本皓首尚未能窮經的大書。狡猾與聰明，懶惰與勤勞，小氣與豪邁，膽怯與英勇；下流又高尚，無知又博學，殘忍又善良，醜陋又美麗;偉大的祖國，貧窮的母親，驚天動地的歷史時間，昏天黑地的社會空間。我卡住喉嚨不再說話，我放開喉嚨又想大聲說話……」
「小油燈，熏黑了燈罩和蚊帳，我艱苦硬啃《自然辯證法》、《反杜林論》，也翻《資本論》。太難了，數學和化學居然是攔路的小石子、思考受阻礙，無知與無能又讓心裡刺痛。『啦咪』的嘲笑是對的，我們缺乏更多的知識，羞恥與不服輸又輪番攻占思想高地。天空，有時沒有月亮；天空，卻經常有眨著眼睛的星星。孤獨者，沒有師友，沒有討論，沒有突破，沒有超越。我渴望知識，我渴望我的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