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德明的時候是一個循規蹈矩的平凡學生，成績中等，在課外活動方面也毫無表現。小學畢業後，我跟着大夥兒報考油麻地書院第七班。（當年英文書院行八年制，最低第八班，相當於小學五年級，第七班則相當於六年級，餘類推。這制度到1951年的夏天才改成現狀，分中、小學。）有幾位同學考上了，我名落孫山。後來得到一位世交的引介，考入拔萃男書院第八班。
初入學時，大約有四成教師是外國人，主要是英國人，但到我離校時，他們所佔的比例已降至三成。校長 Gerald Goodban 是一位高個子英國人，畢業於牛津大學。他處事嚴謹認真，為人則似乎有點冷漠，給人一個高不可攀的感覺。我們都怕他，但尊敬他。一般來說，外籍教師大多對學校的運作比較關注，教學的態度也比較認真；反之，不少華人教師以得過且過的態度面對職責，不思進取，但求保住飯碗。這是當年常見的現象，是整個社會氣氛和個人自卑心理所造成的結果。當然，總有一些外籍教師和華人教師是例外的。
入讀第八班的苦與樂
第八班分 A、B 兩班：A 班全部英語授課，B 班有些教師會間中輔以中文解釋。我入學試的成績欠佳，屬備取生，入學時自然編入 B 班。半年試的成績出乎意料地好，考了個第一，於是調上 A 班。這個第一可把我害苦了。從新年到復活節這三個多月，我每天都活在惶恐和苦惱中：好不容易才熟識了一個新環境、認識了一些新朋友，換班後又要重頭再來一次；全面英語教學也使我感到非常為難，很不適應，以致興起了放棄的念頭。
A 班的學生大約有一半是混血兒或外國人，因此，同學之間的交往大多用英語，這使我感到很不自在。上課時，師生之間全部英語對白，我因此很多時摸不着頭腦。苦惱之餘，我間中索性把心一橫，放下一切，閉上耳朵，垂下雙眼，埋頭閱讀各式各樣的章回小說。不幸有一次給老師捉個正着，因而略受皮肉之苦。復活節過後，情況略為好轉，老師的說話大概聽懂了一半。學年試的結果又一次出乎了我的意料，竟然得個第六。這結果大大地增強了我的信心，也促進了我的學習意欲。Nothing succeeds like success。信焉！
當年香港的中、小學是容許體罰的。在傳統學校裏，教師有至高無上的權威，打、罵都悉從尊便。德明是這樣，拔萃也是這樣。在拔萃，用藤條是校長的專利，但不少教師會用手掌或界尺去「訓導」犯錯的學生。也有教師仿效古代的俠客，以粉刷或粉筆當暗器，在學生不守規矩時猛力向他們擲去。對此，我們全盤接受，有個別校友不但不反對，甚至以曾給校長打籐為榮，至今仍津津樂道。在打的過程中，當然有些教師動了真氣，但也有不少只是作勢而已。
令人難忘的「長衫佬」
施我以夏楚的老師喜穿長衫，因而得綽號「長衫佬」。他年約三十餘歲、樣貌清秀、舉止儒雅、眼神抑鬱，使人一見便不期然會聯想到《浮生六記》的作者沈復或《沉淪》的作者郁達夫。加上他的中、英文都很了得，所以深受學生敬佩。可是，三年後突然不見了他。跟着，消息傳來，他給校長「炒」了，原因是收了學費但沒有替學生補習，給家長投訴。後來又聽說，他嫖賭飲吹四門齊，有女人跑到學校追米飯錢，驚動了校長，也引來了不少閒言閒語。他走了，但留下了不少話題。
故事並未就此結束。在隨後十餘年，下述情況曾先後發生於多位老師和同學身上，包括我自己。1958年春天的一個晚上，我在聖約翰學院地下步出升降機時跟他打個照面。他問我黃兆傑和汪瑞炯等人住在哪裏。既然他不認得我，相信也不會認得其他同學，儘管說得出他們的名字。我估計他大概屬「來者不善」之類，於是告知他們住在5樓，因為5樓最少拔萃舊生。我送他上5樓之後，立即跑到6樓通風報信。
可是，1962年的夏天便沒有那麼幸運了。那時，我已搬到亞皆老街去了。不知他是怎樣找到我的新住址的。一天下午，接近黃昏時分回到家裏，赫然見他坐在客廳裏。他開門見山，訴說自己有經濟困難，妻子剛去世，殮葬費無着，希望我幫點忙。這當然是謊言：近十年來，他的「母親」和「妻子」已先後「死」了好幾次！他既然來了，也只得敷衍敷衍，最後以五塊錢應付過去。他走後，我感到有點失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