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圖片：陶鑄和曾志以及女兒陶斯亮（中）的合照（網上圖片）
《人民日報》1978年12月10日，發表了陶斯亮︰〈一封終於發出的信——給我的爸爸陶鑄〉一文。陶斯亮不是寫小說，她如歌如泣敘述中國上層政治人物一段悲慘的歷史：
上層政治人物悲劇
「爸，九年前，您含冤死去；九年來，我飲恨活着。」「可憐的爸爸，在您被拋出來的最後一瞬間還蒙在鼓裏，成了一個可恥的政治騙局的無辜犧牲者。」「黨中央政治局的一個常委，政府的一個副總理，沒有經過黨的任何會議，黨也沒有做過任何決議，以後也沒有追發任何補充文件，就這樣任憑幾個人的信口雌黃，莫明其妙地被趕出政治舞台，橫遭囚禁迫害。」
政治迫害橫遭囚禁
陶鑄從中南局第一書記上調到北京當黨中央常委，中央文革小組負責人。毛澤東希望他充當政治打手，向鄧小平發難。陶不願意這麼做，就變成「中國最大的保皇派」，被發動群眾把他揪出來。陶斯亮的文章，真情真實記錄了從1967年初被江青們點名，到在家中軟禁；到同年九月被姚文元公開批判，不但在政治上被迫害蒙冤，而且生活上又妻病女離。1969年十月，雖是瀕於死亡的人，可就在這時，根據一號通令精神，陶鑄要馬上離開北京去安徽合肥。夫人曾志如果伴同，就必須繼絕和女兒的一切來往，因為陶鑄的住處不能讓人知道。如果不去合肥，曾志伴着女兒，就要和陶鑄斷絕關係。
陶斯亮的信，有血和淚的控訴，也有火和鋼的自由。文章描述了刻骨銘心的生離死別，也讚頌了一個真正共產黨員的形象。陶鑄既熱情又堅定，既有生的願望而又不懼犧牲，有一般人的喜怒哀樂，也有着自己的缺點錯誤，更有一個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心。
「紅二代」用血和淚寫成的文章
陶斯亮控訴說：「這些用血和淚寫成的事實，就是林彪、四人幫所謂的對資產階級全面專政的政治內容。我至今仍忘不了在韓山師院圖書館很多老師同學輪流搶讀這篇文章的情景，更看到有一位紅二代女教師嚎啕大哭，奪門而跑的一幕。」
陶斯亮這封信對人們心靈的震撼力，可比擬東漢末年蔡琰的〈悲憤詩〉。它生動細緻地描寫文革社會政治生態的本質，控訴了當年社會蹂踏人道、人性的無情與殘忍。當然，陶鑄的悲劇也使廣東幹部百姓有其他的聯想。有人提醒陶斯亮：你知道你爸爸整廣東幹部所造成的許多家庭的悲劇嗎？陶斯亮是一個紅二代，更是一個值得尊敬的知識分子，因為她有正義感，更有良知。
如實報告被戴帽子撤職
今年7月她又寫了〈心疼杜老〉的文章，坦承說了杜導正老人是與父親共事過的老前輩。杜老1959年因向新華總社報告廣東農村嚴重缺糧的真實情況，被陶鑄領導下的廣東省委批判了16場，並給戴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帽子，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被下放農村勞動改造。陶斯亮非常感慨杜導正老先生未因個人思想和遭遇而對陶鑄心存芥蒂，而是客觀公正、真誠評價陶鑄的功過，做到譽人不增其美，毀人不益其惡。
其實，廣東的干部和百姓對陶鑄既恨又愛，因為他畢竟是一個「真心」的共產黨人，除了黨性，尚保持道德良知和人性。歷史不會忘記：陶鑄在上世紀60年代初，在處理成千上萬人因飢荒大逃亡偷渡香港事件，沒有開槍鎮壓，而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軟性處理了這大事件。
講到共產黨人的黨性與人性的矛盾與統一悖論，有兩個小案例：
（一）高崗從大紅大紫跌入深淵，他夫人也是老革命，想離婚以示劃清界限。習仲勳是他們老戰友，在當時復雜又極端的環境下尚勸說革命立場歸革命立場，多年老夫老妻不要因此說離就離。
（二）文革剛開始，莊世平老先生在香港接到老同學老戰友黃聲的兒子電話：黃聲跳樓自殺，組織要他們全身劃清界限。莊世平嘆了一口氣：「既然組織這樣決定了，你們就劃清界限。」接着又囑咐說：「要保存好遺物，要照顧好你母親，我了解你父親，你放心。」以後，莊老從香港到廣州辦事開會，總要抽時間去看望聲嫂，有時放着賓館招待所不住，偏偏要和晚輩們擠在20平方米小住過一夜。為這個苦難的家庭帶去信任和期望，也給予黃聲一家經濟上無私的支援……
「對着這部國家機器，我無能為力」
關心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人，總忘不了1938年蘇俄著名老布爾什維克‧布哈林，被史太林送上絞架台前的臨死留言：「對着這部國家機器，我無能為力。」蘇聯的悲劇在中國上演過，在柬埔寨上演過，現在繼續在朝鮮上演。全世界共產黨人和中國知識分子必須正視這些悲劇，反思這些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