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藤惠秀 （1896-1985）不是一個偉大的歷史人物，他只是一個實實在在的日本知識分子， 一個生活在 「脫亞論」（註1） 橫行的日本、但對中國人情有獨鍾的學者。他在近百年來中日關係極度惡劣的語境中，埋首浩瀚的故紙堆中，以及通過與留日學生和白話文學的親密接觸，帶頭爬梳中日文化交流的實錄，檢閱語言、教學、翻譯、留學、印刷、出版、革命思想等具體而微的點與線，勾劃在殺戮戰爭的環境中中日人民交流互助的實情，揭示未來中日和睦友好的光明前景。他在日本軍國主義瘋狂侵華期間（1931-1945）也受到很大的衝擊，對華的思想和態度曾經紊亂，使他後悔不已。因此，他在戰後深刻反省，積極推動中日友好，包括重寫《中國人留學日本史》等重要著作，糾正過去錯誤的觀點，成為中日文化關係研究的先行者，備受學界尊崇。
初見實藤惠秀 結成忘年之交
我與實藤惠秀先生初次見面是1968年冬季的事了。1968 年夏天我去日本京都大學留學，攻讀日本文學和歷史。 課餘之暇閱讀一些中日關係的日文著作； 其中最令我着迷的是實藤的《中國人留學日本史》（東京：1960年）（以下簡稱《留日史》）。讀完這部近600頁的學術著作後，深感它填補了甲午戰爭（1894-95）至抗日戰爭（1931-45）期間的中日關係史、 特別是文化關係史、中國近代化過程中一些鮮為人知的空白，於是我動手翻譯。翻譯了一些章節後，由於無法找到若干引用文的原文，也發現原著一些漢語解讀上的問題，很想認識作者，以便當面請教求證， 可惜苦無機緣。在一次偶然的場合，我把心事告訴京大人文科學研究所島田虔次教授——一位著名的中國近代史學者。承島田教授介紹，1968秋開始與實藤先生通信論學。那時他剛從早稻田大學榮休，可能是比較清閒，我每次去信，一兩天後便收到他的回信。先生總是有問必答，答必詳盡，有的覆函洋洋數千言。最初我用日語去信，他用漢語回信，大家都使用敬語，互相客氣非常。不久，先生提議兩人都用自己的母語寫信，以便更能暢所欲言，坦誠相見。他還說，留學日本的中國人為數甚多，但是專注於日本文化及中日關係史研究的華裔人士並不多見，因此雖然比我年長四十五歲，卻樂意與我結忘年交。當時我才二十多歲，一個在學研究生，能與日本著名學者結忘年之交，當然喜出望外。
1968年冬，我首次去東京拜會實藤先生，相見甚歡。令我特別驚訝的是，見面時他雙手給我送上一份禮品：一支 Pilot 牌墨水筆，在筆杆刻上 「譚汝謙先生東游紀念」字樣，又在禮品紙上用毛筆書寫 「東游紀念」四個大字，並用日本假名簽署自己的名字 “さねとう けいしゅう”。接過這份禮品後，萬千思愫湧上心頭，使我頓然癡呆一陣子，竟然連「謝謝」都說不出來。首先，我被稱為 “Sensei”（先生），在十分講究禮儀用語的日本是頭一遭。在京都大學，師友們都稱我為 “San”（樣）或 “Kun”（君）——這是對平輩和晚輩的稱謂，已經習以為常。在日語的語境內，”Sensei” 是對文化人、專業人士、長輩、領導等最尊敬的稱謂。這次來到東京，我被稱為 Sensei，而且是來自一位學術界的大先輩，教我如何不受寵若驚！先生對我這個異國年青人的期許， 竟然如此深重⋯⋯我懂的。
相交相惜 通信論學從未中斷
「東游」二字，對我來說，更有當頭棒喝的作用。這兩個字經常在實藤先生的著作出現，立馬提醒我一些熟悉的東遊例子。打從孫中山、章太炎、梁啟超、王國維等亡命東瀛起，乃至陳獨秀、魯迅、秋瑾、蔣介石、李大釗、郭沫若等留學日本，雖然在日本的日子並不好過，但是生活充實，進德修業明顯，時人都美其名為東遊。我在東遊之前在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完成碩士學位，算是「西遊」，對日本社會文化有了初步瞭解，自問光陰沒有白費。現在自費東遊，生活全靠課餘教英語和打零工維持，這一點與一些清末民初東遊人士相同。「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宿昔」，我應如何自處？又應如何為建立中國的日本學和改善中日關係作準備？ 不禁惘然。看到先生的假名簽署，不得不相信眼前的長者是個日本人，姓 Sanetou 名 Keishuu，不完全是我的母語 “Shiteng Huixiu”（實藤惠秀）四個漢字帶出的形像……。臨別時，實藤先生還送了不少他的著作和論文抽印本，連孤本《東京都立日比穀圖書館實藤文庫目錄》（精裝）都送了給我，盛意拳拳，謙恭誠敬，教人感動。此後，我和先生魚雁常通。那時候還未使用文字處理機或電腦郵件，信函必須手寫。直到1985年1月先生逝世前兩三個月，我們通信論學都沒有中斷。現在保存下來的大小信函估計有幾百通。
實藤先生廣交中國朋友。我從很多方面得知，已故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先生、已故「中國民俗學之父」北師大鐘敬文教授、已故中國社科院世界史研究員汪向榮先生、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鄭子瑜先生、廣東省梅州市黃遵憲紀念館的梁通先生、《留日史》共同譯者香港浸會大學林啟彥教授等，都與實藤先生魚雁常通，交流不斷。在一次偶然機會，我得到一張實藤先生在1983年手書的「中國朋友」通訊錄，驚訝地發現他們的通訊位址除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外，還包括黑龍江、新疆、廣東等地，遍佈大江南北。因此，我相信即使在中日邦交最惡劣、學術語境最艱難的時刻，實藤都與中國朋友保持聯繫。難怪他多次告訴我，在寫作《留日史》期間，他那顆熾熱的「中國心」 不停地活躍、跳動。
註1：「脫亞論」是日本近代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在1885年提出的主張。福澤深受社會達爾文思想的影響，認為當今世界東西方文明的對立和競爭，西風必定壓倒東風，東方文明必敗無疑。因此他呼籲日本與「惡友」如中國、朝鮮等落後積弱的東亞鄰國脫離關係，放手革新，務求與西方平起平坐。後來，福澤更主張「東洋連帶論」。鼓勵東亞的「惡友」 接受日本的幫助，進行改革舊時體制，共同努力擺脫被西洋列強殖民的宿命。
圖片：作者提供
近代中日文化關係研究的先行者：實藤惠秀系列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