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圖片：文革時期，毛澤東受紅衛兵崇拜，一呼百應。（圖片來源：亞新社）
毛澤東在後文革考慮維護大局，也着手在外交與內政打開新局面。後來鄧小平改革開放借助得益美國的戰略需求和國際關係新平衡的力量，其實應該實實在在記住毛澤東和周恩來｢始作俑者｣之功勞。（後面的系列文章將進一步分析）在內政方面，毛澤東為安撫對連年政治運動感到厭倦民心，穩住文革敗局的陣腳，而發出｢以安定團結為好｣的新指示。
後文革的政治格局是一本不好懂的書，資料接觸多了，周總理的人格魅力和相忍為國自我犧牲精神令人感動。他委曲求全在亂局中隱忍順守，困局中借力用力，他內與病魔相搏，外與惡魔智鬥，過度勞累，精疲力竭，卻抱住｢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信念和宗旨。
高文謙先生有這樣的論述：｢周恩來的治國理念和毛澤東有很大的不同。毛是以抓階級鬥爭立國，用政治運動統領一切。而周則比較務實，注重國計民生問題，主張以經濟建設為本。他的這種治國理念集中體現在提出國家『四個現代化』的發展目標。可以說，他是在中共領導層中提出『四化』的第一人和鼓吹最力者，但由於和毛治國的指導思想格格不入，一直有志難酬。｣
我們家的老相片本，珍藏着外公與周總理和賀龍元帥的合影，外叔公與周總理親切握手的合影。他們的友誼始於一九二七年潮汕七日紅，它記錄沉澱了南洋華僑永遠心系周總理的深厚感情。這些老照片沒辦法成為我們家逃避文革厄運的｢護身符｣，但它一直是我們三代人對這個災難深重的國家不失信心的精神支柱。
批毛挺周 結束文革災難
鄧小平1980年與意大利記者奧的婭娜•法拉奇的談話中說：周恩來是｢同志們和人民很尊敬的人。『文化大革命』時，我們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他所處的地位十分困難，也說了好多違心的話，做了好多違心的事，但人民原諒他。因為他不做這些事，不說這麼話，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減少損失的作用。他保護了相當一批人｣。
對待周恩來，毛澤東和江青內心充滿妒恨和厭惡，因為他們都認為這當代｢大儒｣是圓滑、世故、虛偽。江青是毛主席對付政敵一張王牌。毛澤東看到周恩來在林彪事件後更得人心，自己威望無形跌落，心懷恨意；更認為周恩來已成了他推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最大反對派。據說，毛對身邊的王海容解釋說：｢周不是不反，是時候未到，全國人民覺悟不高，對周還缺少認識，現在反周會天下大亂。｣
圍繞四屆人大組閣問題，毛澤東啟用鄧小平出於二點考慮：（一）抬鄧排周，先把周掛起來，逐步排出權力格局，用鄧取而代之。（二）借鄧之力，收拾文革爛攤子；又扶植四人幫，用王、江、張牽制鄧。這樣，經濟發展靠｢右派｣，繼續革命靠｢左派｣。毛澤東希望江青與鄧小平在這種權力格局中合作，就可以穩穩妥妥｢抓革命，促生產｣，他本人認為這樣就可積極有效為文革繼續護航。
事物的發展無法為毛主席全面掌握，江青等四人幫除張春橋外都幼稚無知，狂妄自大，成事不足，敗事有餘。鄧小平不愧鋼心鐵膽，｢複出派｣刮起各項工作大整頓的旋風，扭轉常年來工業生產持續下降局面。鄧小平整頓中國科學院和國防軍工科技系統；整頓軍隊，抵制四人幫奪取軍隊領導權；整頓黨的組織路線，主要整頓各級領導班子。毛澤東原本是希望鄧小平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實現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然而，鄧的深入｢整頓｣，勢必觸及到｢文革｣的成果，自然而然發展成為對｢文化大革命｣系統全面糾正。這不單遭到｢四人幫｣群起而攻之，也為毛澤東所不能容忍，1975年11月下旬，正式發動了｢反擊右傾翻案風｣。
1976年註定是中國當代史最動盪的一年。1月8日，周恩來總理病逝。人民群眾不勝悲痛，｢四人幫｣壓制人民的自發悼念，又加緊展開｢反右傾｣與｢批鄧｣。四•五運動爆發表明廣大人民群眾對｢文化大革命｣嚴重不滿，對｢四人幫｣的極力憤恨與對毛澤東｢愚忠｣徹底動搖。
｢天安門事件｣後，中央通過二個決議：一是決定華國鋒代總理任黨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二是撤銷鄧小平一切職務，保留黨籍。
1976年7月6日朱德元帥逝世；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傷幾十萬人；9月9日，毛澤東逝世；10月6日晚，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控制拘捕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一舉粉碎｢四人幫｣。基本結束後文革失衡的政治格局，也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這場中華民族的空前大災難。
最成功的一步棋
毛主席在後文革政治格局最成功的一步棋是啟用了黨內左、中、右各派暫時認可，並大體能接受的華國鋒先生出任第二把手，公開正式確立為新的接班人。這樣，在結束｢文革｣與開啟新的歷史時期創造了安全橋樑，順利過渡。隨着時光流逝，歷史回顧，證明華國鋒主席是一位沒有個人野心的忠誠共產黨人，他的厚道，他的寬容值得後人敬仰學習，他的歷史功勳不可磨滅。
在失衡的後文革政治格局中，在毛澤東的思想心靈深處，他實際最看重的人是張春橋。他頂住周恩來、康生的壓力，堅持不讓黨中央查張春橋的歷史問題。這不是毛主席的｢私心｣和｢厚此薄彼｣，因為他確信張春橋《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闡發了毛澤東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思想。｢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是誘發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公心｣。歷史的吊詭卻是：毛澤東的｢公心｣經過自我的｢發酵｣，卻強化了｢私心｣，變成｢禍心｣。另外，｢手段｣只能服從｢目的｣和｢效果｣，由於｢手段｣的不正確，任何良好的願望可能引導一個政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走向地獄。
張春橋與江青不象別的毛主席的追隨者，一直拒不認錯，也不肯背叛毛澤東。當年，張春橋審判前，說了一番話：毛主席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雖然失敗了，但它的精神和原則是永存的。如果執政的共產黨不認真解決蛻化變質的問題，成為特權階級，脫離人民群眾，高高在上，當官做老爺，那麼人民群眾遲早會按照毛主席的教導，再一次起來革命，打倒黨內的資產階級。（參考高文謙《晚年周恩來》P550）
研究日本歷史的美國學者詹姆斯·L·麥克萊恩說得好：｢研究歷史是一種藝術：猜測人們的動機，評論他們行為的意義，估量我們的觀察，然後從我們更深的洞察中得出結論。｣因而，第三只眼睛看文革、看改革開放、看中華新崛起，以及這個偉大歷史變革過程的失敗與教訓，是希望給香港的青年學子，中國新一輩的知識份子多一種思考歷史與社會現實的新參照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