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港後，我入讀德明中學小學部。這時學校已開課，我插班唸小五。德明有兩個校舍：中學部在洗衣街，小學部在亞皆老街。它是由國民黨人士辦理的，所以每天早會都要唱「國歌」（其實是黨歌：「三民主義，吾黨所宗⋯⋯」）和背誦總理遺囑：「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
小五下學期，語文課本裏有兩篇文章給我留下了不能磨滅的印象。一篇是《可愛的迪化》，另一篇好像叫做《蔣中正家書》。前者描繪烏魯木齊（該城市民國時叫迪化）夏天早上的景色，唸起來，大漠的景象竟然歷歷在目，仿似置身現場；後者是蔣介石給兒子經國的信，教他做事不可半途而廢，就是寫錯了字也必須把整個字寫完才可塗去。我本來對蔣介石是頗有好感的，但讀了他的家書之後，我想：世界上怎會有這樣「戇居」和固執的人？
左派師生的印象
德明是一所右派學校，校內卻有不少左派師生。小五上學期坐在我旁邊的就是一位「進步學生」，名周永端。我們認識不久便成了好朋友。他經常帶我去彌敦道近奶路臣街（後來搬到近窩打老道）的「學生書店」看書，也曾領我到位於亞皆老街和通菜街交界的一個左派團體參加他們的活動。在他的引導下，我成為了《新兒童》的讀者，也開始了閱讀反映中國共產黨事蹟的書籍。第一部是長篇小說《呂梁英雄傳》。可惜他次年便轉校到新開辦的香島中學，我們從此失去了聯絡。六年級的時候，有同學在班裏推介進步期刊《學生文叢》，因此，我也做了它一段短時期的讀者。
謝樂鈞老師是我六年級的班主任。他相當和藹可親，頗受學生歡迎。聽說他在五十年代初轉職到新開辦的勞工子弟學校。這是一所左派學校，它的建立是由有紅色主教之稱的聖公會會督何明華（Ronald Hall）和他的得力助手施玉麒牧師（George She，也是大律師、法官和拔萃男書院1950年代下半頁的校長）大力促成的。
德明小學部的教導主任叫馬贊勳，是一位不苟言笑的老師，同學都很怕他，但對他沒有反感。我在拔萃就讀時，偶然會在亞皆老街碰見他。這時，我會按習慣在他面前立正，向他深鞠躬。看來他並不記得我，但仍然回禮如儀。
兩位主任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在我紀念冊上寫下的箴言，成了我一生的座右銘。謝老師以「自立立人，自達達人」共勉，馬老師的訓誨是「澹泊以明志，寧靜而致遠」。相信兩者我都在某程度上做到了。
但也有些教師不是那麼令人敬服的。例如有一位上課時見到潘國強睡着了，便走到他身旁，一面把粉筆塞進他的口裏，一面說：「還睡？還睡？讓我請你吃 Yin Doi 吧！」Yin Doi 是廣東台山方言，香煙的意思。我們從此就只管叫這位教師做 Yin Doi。
戰後初期，回流者眾，社會對教育的需求甚殷，但學校的學額有限，因此，稍有名氣的私立學校大都出現嚴重超額收生的現象。我在學時，德明每班都超額四、五人。教育署派人來巡視時，他們必須離開班房，到處流竄，直至來人走了。這現象我們稱之為「走鬼」。
小販「走鬼」顯示社會不公
「走鬼」一詞，相信源於菜市。戰後香港的經濟很差，市民收入微薄，朝不保夕，生活異常艱苦。找不到工作，但又要活下去，便只好做些小買賣。在戰後的香港，做小買賣也談何容易。做小販也得領牌照，領牌照也得懂門路。不懂門路便只好鋌而走險，做無牌小販，警察一出現就如見鬼一樣，立刻亡命飛奔。
可是，也有些無牌小販是無須「走鬼」的。「派了片」（行賄）便無須「走鬼」了：巡警不會理會；「大車」出動前會獲得通知。每逢「走鬼」，被抓的多半是貧苦無助的老弱婦孺，看了令人心酸。住在通菜街時，露台對正街市，日夕都看到「走鬼」時雞飛狗走的恐怖情景、聽到「走鬼」時的么喝哀鳴。這使我自小就形成了對政府的不滿和對警察的憎恨，也深深地感受到社會的不公。
「洗太平地」防疫症
當年不但學額不足，住房也極為短缺。和平初期，我們那層面積約50平方公尺的唐樓，全盛時期住着20多人。內地湧來的難民，沒有地方住，就在街頭「打地舖」，當時通菜街與洗衣街之間的弼街和旺角道與太子道之間的洗衣街，都住滿了這些無家可歸的同胞。我家就在附近，差不多每天都路過這些地方。看着此情此景，心裏感到很不是味道。
人口眾多、房屋短缺，以致住所擠迫、生活環境異常惡劣。為了預防疫症的發生，或者阻止它的蔓延，香港自十九世紀末期起，至二十世紀中期止，每年春夏之間都會「洗太平地」。「洗太平地」分三個步驟：一、政府先洗街道，居民後洗家具。政府會把滿載消毒藥水的巨型水桶放在街道兩旁，讓市民用來洗滌家具。二、檢查每家每戶灶底，看看有沒有老鼠或蟑螂的糞便。有，便要以硫磺熏屋殺菌。三、讓衛生幫辦檢查，不滿意就要再做，直至滿意為止。若不是太不滿意，不足之處或可用「利市」搭夠。因此，「洗太平地」的日子「蒞臨」前數天，人人都不自覺地緊張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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