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圖片：昨天開學，有中學生在校派發有關港獨的傳單，引起社會熱議。筆者認為，這類討論無可避免。（Pixabay）
最近報章上熱門的話題，是在學校裏可否或者應否討論「港獨」。因為開學了，鼓吹者當然希望盡量利用學校這個現成的機構，方便地對學生這群「被俘聽眾」（captured audience），作不由分說的傳播。反對者則分成兩大類：一類是覺得學校應該抵擋「港獨」的入侵，因此不應討論；另一類則認為應該允許討論，甚至主動討論。
本土意識 全球發芽
如果抽身出來看一看，這種討論，正好反映了香港社會的特點。香港的社會建築在自由市場的經濟基礎上，她的意識形態自然是百花齊放。這是香港人，也是北京政府應該珍惜的。以往香港社會很少政治議題，每個人有自己的政治立場與意見，沒有壓力，百花齊放有百利而無一害。現在政治議題多了，社會要前進，就需要有一定的方向，或則是達到共識，或則是保持多元、和而不同，但都要經過一個過程。「港獨」入校的討論，也是這個過程的一部分。呂大樂說對於回歸，香港人沒有作過準備（大意）。這些討論，應該也算是過程的一部分；可以說是遲來的準備，但也是回歸逐漸深入才會有這種經歷。香港在學習，邊做邊學，learning by doing，也許不止香港。
很多論者已經把「本土」與「港獨」做了區分。但是，理性的討論是一回事，人們的情感又是另外一回事。「本土」意識，可以說在全球到處發芽。一方面這可以說是「全球化」的反動，是全球化壓抑了本土特色的反應。另一方面，也是全球不滿現狀的一種表現，把不滿的情緒發洩在大統一的局面，把本土化看成是出路。後一種，與政治的「獨立」也許只是一線之隔。
而這種「獨立」的意識，又比較容易發生在年輕人身上。他們沒有歷史的背景，看到的、感受到的，就是近期十年二十年片段的現狀；不像年紀較大的，有着較長的歷史經歷作為背景，對於現狀容易忍耐與原諒。新一代的年輕人，看問題的框架也很不一樣，年長一點關心的「唇亡齒寒」等利害框架，打動不了他們。
這裏無意為「港獨」辯護，但是想說明：這是一種全球性的意識動態。假如把「港獨」的意識（其實大多數提「港獨」的，都比較模糊），即使是少數年輕人的想法，不是當作敵對的思想，而是作為社會意識的動態，也許大家就會比較用寬鬆的心情來對待。相反，假如一聽到「港獨」就緊張，劍拔弩張，想用行政指令來抵擋，其結果只能是又一次製造不必要的戰場。於是，鼓吹「港獨」的、同情「港獨」的（以上也許是少數）、反對「港獨」但是贊成主動討論的、認為討論是無可避免的、認為討論是健康的、拿不定主意的、不明就裏的（以上相信是大多數），就通通變成了行政指令的針對對象。那就不只是製造了戰場，而且製造了本來沒有敵意的敵人，這種情形不是在不斷出現嗎？
北京政府可以由於內地社會主義社會的意識形態和思維習慣，以「一國」的立場，「國安」的高度來對待「港獨」。但是香港的為政者，完全應該掌握香港人的意識形態與思維習慣，以香港人慣有的智慧和分寸，着意處理前所未有的社會矛盾，把敵意轉化為分歧，而不是相反。
這也牽涉到教育的觀念，尤其是學校的功能。這裏先重複一下去年7月，港大教育政策研究所與「政策21」合作、中學校長會主持的一項研究，在高班教師中重組2014年「佔中」時期的情況（見本欄2015年10月30日〈沒說的故事〉），有三點是很突出的：
第一、幾乎百分之百的教師，當時心目中的首要關注點是學生的安全；這包括學生的人身安全、心理健康，甚至家庭和諧。
第二、絕大多數的教師都認為，即使有自己的立場，但是作為專業行為，不會去鼓勵或者阻止學生去參與行動，而是把這看成是一個特殊的機會，讓學生經歷困難的決策。
第三、很多教師報道，學生在校內可以有很激烈的爭論，但是沒有因此而撕裂。他們自豪地說：「社會撕裂了，學校沒有撕裂！」他們很多都表示這與通識教育的經驗有關，學生習慣了辯論，但是也學會了尊重不同的意見。不止如此，而且普遍地，教師與學生的關係密切了，因為大家在共同面對社會給予的難題。
在不少國際場合，介紹這些香港佔中的經歷，往往馬上引起強烈的驚羨。他們說，這是很高層次的專業精神。要這麼多的教師，去面對如此複雜的政治局面，難度很高；他們也說，在許多地方，面對如此的政治風波，學校與教師會手足無措；甚至關閉學校，避免處理。
香港做到了，也許與長期以來「學校為本」的體系模式有關。教師習慣了在學校這個層面去處理種種複雜的問題，也因此敢於作出種種符合本校實際的決策。在現實中，每一所學校其實也不是完全孤立的，學校之間有非常密切的網絡，往往在非常緊急的時候，校長之間互通訊息，可以迅速互相呼應。
不求指引 校長高明
當時教育局沒有具體指引。有趣的是，當時的學校也沒有向上請示的習慣。有些校長還說：「幸虧沒有指引，否則，大家都為難。指引不可能指導我解決我自己校內的問題；但是有了指引，就變成有一個是否依從的問題，變成我們的一個包袱，對教育局也是一個包袱──如何監督執行？而這個包袱，是沒有必要的。」
這種情形，也許完全適用於今天的「港獨」問題。聽說在教育局的諮詢會議上，各個教育團體一致認為寧願校內處理，不要政府指引。這說明，香港的校長是非常高明的。
校長的高明，是因為他們有很高的專業智慧，去處理看來是政治性的難題。上述佔中時期的情形，說明了教師堅守了他們的專業崗位。他們的注意點、他們的行動目標、他們的處理方式，都是按照自己的專業知識、專業經驗、專業判斷。他們沒有因為事件濃郁的政治性質，而用政治角度和方法去處理。
相反，假如政府發一個指引，必然是政府立場，也必然是政治性的。比如說：「佔中非法，學校與教師應該阻止學生參與。」教師馬上就會與學生對立起來，而且打算佔中的學生也會得到同學的同情；家長、校友中的佔中積極支持者，也必然與學校對立起來。學校就馬上變成了政治角力的戰場，學校也就沒有了專業處理的空間，教師也馬上變成了政治指令的執行者；社會上的撕裂，也會馬上進入學校。
那些希望政府發出指引，又認為沒有指引是政府把責任推卸給學校的朋友，請你認真想一想，若有政府指引，學校和教師會得到什麼？又會失去什麼？
香港的教師們不是沒有政治立場，也許在其他的場合，他們會根據自己的立場參加自己支持的政治活動。但是作為教師，面對學校的學生，他們就是煥發專業精神的典範。不是一兩位教師，不是一兩所學校，而是全港廣泛如此。香港人應該為此而自豪！從家長的角度看，這樣的教師，信得過！
原刊於《信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