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文革與失衡的政治格局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把文化大革命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1966年文革發動到1969年黨的九大召開。｢中央文革小組｣掌握了中央權力，對｢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集團｣和｢劉鄧司令部｣進行鬥爭。《決議》指出，毛澤東｢左傾錯誤的個人領導實際上取代了黨中央的集體領導｣，｢個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熱的程度｣；｢林彪、江青、康生、張春橋以中央文革小組名義｣，煽動｢打倒一切，全面內戰｣。這一期間，文革錯誤的、違法的、甚至罪惡的理念和實踐合法化。由於政治天平一邊倒，｢全國河山一片紅｣，毛主席為首的新黨中央牢牢掌握全國大局。儘管這種混亂中的掌控，破壞了法制和秩序，卻在紅色的｢荒原｣有效管理內政和國防。

 

第二階段，從｢九大｣到一九七三年黨的｢十大｣，中間發生林彪｢反革命武裝政變事件｣。《決議》認為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黨的基本原則的結果，此事客觀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論和實踐的失敗。一九七二年周恩來提出批判極左思潮，毛澤東仍然反對極右，｢黨的十大繼續九大的左傾錯誤｣。此時，王洪文當上黨中央副主席。江、張、姚、王結成四人幫，極左勢力得到加強。

 

第三階段，從｢十大｣到一九七六年十月。毛澤東發動｢批林批孔｣｢批周公｣；又發動｢反擊右傾翻案風｣。他既支持｢四人幫｣充當運動主將，又壓制江青部分野心。他重新啟用鄧小平，期盼｢大亂｣之後｢安定團結｣，別有用心希望鄧｢制約｣周。最終毛澤東不能容忍鄧小平借黨的工作整頓、軍隊整頓、科學和國防科技都整頓、調整，實際翻｢文革｣之案；他更不能容忍周、鄧合力合流，於是又撤去鄧小平一切職務，指使縱容四人幫小爪牙圍攻迫害周總理。全國再度陷入新的大混亂之中。

 

其實文革三個階段可劃成前文革、後文革二大階段，林彪事件標誌｢前文革｣結束，｢後文革｣開始。後文革政治格局最大特徵就是嚴重失衡，且極不穩定。它不可能長時間維持平衡。表面看毛澤東在上層政治結構仍占絕對制高點，可以左右大局。但，由於早期的狂熱已過，重建的｢九大｣新班子又｢塌方｣。在全黨、全軍、全民，人們內心深處開始懷疑毛澤東的處事與為人。在後文革時期，毛澤東不得已做了調整和部分讓步，但根本的思想路線絕對沒有改變。

 

此時，後文革表面上已結束大群眾運動的動亂，但中央新的委員會左、中、右共存卻互不服氣。毛澤東自信地利用各派各自的優勢和弱點，殊不知二大派又各自利用毛澤東不同的｢指令｣、｢語錄｣為我所用，捍衛自己的｢正當性｣，無情地拆損毛澤東 ｢平衡術｣搭建的格局。這樣，｢後文革｣充滿危機、變數，又充滿機會和新的可能。文革早期的混亂現象，其負面影響嚴重後果一目了然。受害者、加害者、發動者、執行者儘管立場角度不一，都認為必須結束｢混亂｣。各方對此解釋為｢調整｣、｢改正｣、｢總結｣、｢落實｣，或者冠上｢糾正｣、｢批評｣、｢制止｣、｢撥亂｣、｢整頓｣……種種信手拈來的政治詞彙。（有時，對這些新漢語詞彙真感到既｢新奇｣又｢驚奇｣，實際無奈地感到既｢可憐｣又｢可笑｣。）

 

為什麼後文革的政治語言變得比前文革語言含糊、隱晦？這與當時路線政策修訂，各派政治角逐和人物是非的不確定性有關。甚至，直到現在仍有｢歷史之謎｣，｢真相未明｣一類的東西。何況，從歷史思辨角度看，不論是｢錯中有對｣還是｢對中有錯｣，都有很多說不清的東西。

 

前文提到王若水先生對毛澤東錯誤的邏輯分析，其實是心理表層的東西。毛澤東何曾不懂｢亂｣與｢治｣的辯證關係，｢亂｣是手段，｢治｣是目的。但是，毛澤東與其他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甚至與世界上其他馬克思主義者最大的｢差別｣是他｢發明｣了｢文化大革命｣，又創造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因而，如何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詮釋權和權威判斷只能屬於毛主席。他老人家自認｢創造性的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當然更堅信｢自己的理論和實踐是馬克思主義的，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所必需的｣。

 

《決議》認為｢這是他的悲劇所在｣。既然，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社會允許容忍毛澤東 ｢悲劇｣存在，那恰恰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家的悲劇。毛澤東好大喜功，｢革命浪漫主義｣的情懷和｢帝王思想｣使他徹底背離自己念念有詞的｢實事求是｣的精神與原則。從1957年到1976年廿年高度集中執政所作所為，根本也違背了｢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從｢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其樂無窮｣，到｢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從｢大躍進｣、｢人民公社｣到快步進入共產主義；從｢破四新，立四新｣，到｢否定一切，打倒一切｣；從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到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都打上毛澤東鮮明的性格烙印。史論家常說，｢歷史之於民族猶如性格之於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