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香港五位大學校長：香港高校發展科研的優勢與困境 （下）

 

港科院創院院長、香港大學前校長徐立之教授認為，香港科研經費佔國民生產總值（GDP）偏低，較內地、台灣、韓國均遜色。他早前建議港府應為研究資助局成立500億科研基金，但港府在今年施政報告只承諾撥出20億元基金給科研項目作配對，每年投資收入實際不到一億元。徐立之說，期望政府逐年增加科研經費，不能 操之過急，盼於10年內將政府科研撥款由現時每年佔 GDP 百分之0.4增加至百分之1。

 

在徐立之教授的帶領下，團結香港基金的研究團隊於去年12月發表了第一份《創新科技研究報告》。徐教授接受訪問時，說明了他的想法：

 

第一，香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每年發放各院校的「直資研究撥款」是40億元左右，而研究資助局每年的科研撥款只有約莫10億元。為追上鄰近地區對科研的投入， 港府應向研究資助局增撥500億元作為基金儲備，使研究資助局每年投放與直接研究撥款的資金相若。「研究資助局基金增加500億元而令總計達至750億元， 由此研究資助局每年投放將從10億元增加至20或30億元，達到教資會的直資研究撥款每年撥款數額差不多，這樣才合適。」他說。

 

第二，現在研究資助局隸屬於教資會，希望研究資助局可成為獨立機構。「如果想做有關應用的科研（即中游或下游研究項目），可向創新科技署申請項目撥款，但用錢的限制很多，可發揮的空間自然亦有限。所以，我希望新一輪的撥款，創新科技局能與研究資助局緊密合作，最好是由研究資助局統籌，有效地資助大學研究所和其他單位的研究， 從上游到中游，以及下游研究，即從新知識或新發明直至知識轉移到業界，甚至生產。」

 

第三，研究資助局現時撥款成功率超過三成，而且獲批撥款的單位不少，建議增加競逐式資助的比重。「我們亦提出競爭性撥款的重要性，有人批評研究資助局撥款有限，但申請撥款的成功率逾三成，這在全球來說是比較高的；由於資助額有限，很好的策劃書申請依然得不到資助。所以我們希望優質的計劃能得到更多的支持，尤其是在上游研究經費加把力，加大研究資助至足以跟周邊地區比較，因為要聘請到好的人才，才能有好的學生。」

 

第四，目前大部分研究撥款取決於 RAE（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的結果，有多少研究成果成功轉移至業界不是現行 RAE 衡量標準之一，他建議教資會參考英國已實行而且成效顯著的評核標準，推行新的績效指標「對社會影響力」，使大學研究和產業有更好的結合。

 

「大學本身雖然鼓勵教授成果轉移和幫助學生創業，然而學者本身的升遷卻往往只以論文發表的數量來決定。另外，大學雖然經常強調教學、研究及技術轉移同等重要，但在教學方面評核標準不一，遠不及計算論文數量來得簡單。至於技術轉移方面，更沒有一套簡單的指標，是否根據專利的市場價值、合作或報章評論的多少呢？這些在每個行業和學科都不同，更難制訂標準。所以，很多教授便寧願多寫幾篇論文。」

 

他說，英、美等成熟國家已開始採用軟性的數字，來評估一所大學對社會的影響力（例如校友的評價），而不只是但看論文的影響力。香港 RAE 制度是從英國引入的，英國與時並進，嘗試實行成效顯著的評核標準，即是在院校評核的一系列 KPI 中，增加了學校對社會影響力，量度大學研究與產業的結合。如果教資會要把英國的制度在香港使用，他希望把 RAE 改良版 REF（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慢慢進行改良。教資會亦必須在引進新評審方法時，與本地院校研究是否可行以及如何落實。

 

徐立之強調，現在香港單靠金融及服務業來支撐經濟，但未來發展須以人才培訓和科創來支持新經濟發展。他期望政府投入更多資源到科技研究，讓教育和科技創新成為城市的推動力，香港有必要為長遠發展做好準備。

 

 

在香港罕有的擁有四料院士（美國、中國、台灣、俄羅斯）的郭位教授，是核安全可靠度專家。他認為香港社會政治化，令院校決策有時不專業。他主張科研發展由政策帶動，將較有成果。但他認為，政府為了防範風險，過於微管，反而妨礙創新，不宜矯枉過正。

 

他以韓國為例，於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時瀕臨破產，經多年努力，其文化與科技相輔相成，寬頻應用帶動文化創意產業，其影藝事業與時尚文化形成「韓流」風魔全球。「其發展動力與政策密不可分。」反觀香港，他認為，科研落後乃因欠缺一個良好的政策。

 

首先，政府應給予院校一個自主的發展空間，孕育創新、創意思想。他說：「無論是高等教育、科技發展，應從屬於政策導向，在制定政策後，應放手讓院校經由市場機制自行發揮。如果堅持微管，則會窒礙創新，難有成效。」他認為，創新應由政府做起。「政府過份的問責，變成監控別人不監控自己。香港的問責文化，不問原因，令人寧可逃避風險，抹煞了創意。政府應自我創新及改造。香港政府雖然很廉潔，但政策過時，規限太多，窒礙人們的創意。」

 

第二，制定政策，令港人感到從事科研抱有希望。香港科研經費偏低，公私合計只佔國民生產總值百分之0.73，港府須增加撥款，跟上國際水平。面對香港土地有限，租金高昂，港府應對有興趣科研的人員提供辦公室，並以減稅政策吸引。例如：對初創企業免稅10年，如學生參與科研，教資會可以撥對撥款。當人才工資比一般職業佔優，人才就自然流到科研產業，進行良性循環。他認為，政府利用政策締造科研環境，最為有效。例如，政府給予電動車優惠政策，那便產生激勵作用了。

 

第三，大學在資源分配時都以追求卓越為着眼點。在各自的研究資助申請時，是以哪一位的研究計劃較好，批准其申請，而不是以既定成見來決定；然而，他強調，科研政策須由專家掌舵，推動創新。

 

「城大發展動物醫學院，得到社會的認可，與美國康乃爾大學等名校合作，籌得約八億的捐款；去年11月城大推動辦高等研究院，均沒有得到政府的資助。」

 

郭位教授主張，城大進行教研合一，教授從科研上具有前沿的知識，對教導學生將有莫大作用。城大成立高等研究院，將結合科學、技術及人文學術研究，主力研發健康、數碼化社會及智慧城市三大跨學科主題，以幫助解決社會上出現的各種難題。

 

 

浸會大學校長錢大康教授曾任科大副校長、港大副校長，對於香港院校以及科研撥款甚為熟悉。他曾在教資會參與九年，也當了研究資助局主席七八年。當年政府投入50億創新及科技基金及成立創新科技署和轄下五所研發中心，他都有份參與。

 

錢大康認為，香港資源充足，欠缺的是具創意的策劃書。目前全港八間高校有4000名教授，真正做應用研究的有多少人？「最多1000人，1000名教授不是人人都想、識 做科技成果化，其中大概有二百多個教授對商業化有興趣，其他全部只是教書。200多個教授有多少肯下海去做企業？假設一半人肯，即有100，成功例子是十分之一，結果只開得10家公司。」因此，他說期望教授創業是錯配的，應該對學生加以培訓。

 

「坦白說，創新科技署成立那50億基金的資源是花不完的，現有五所研發中心用去一些，可能好一點。」曾擔任研究資助局主席的錢大康說：「我坐在評審小組（review panel）看策劃書（proposal），我們不夠申請的，五間院校工程系教授有興趣、有能力又肯申請的話，已經見盡，例如物流方面總是那10多20人， 申請不到的永遠都申請不到，因為策劃書不行，申請到的都是那幾個，即是看來看去都是那五六個人，申請到之後有兩年時間不再申請，等來等去沒有好的建議。」

 

他說，如果只靠大學做，教授不做論文只做科研轉移，有興趣又有能力的群體很小。除非香港在大學體制以外加碼，你不加人力資源，擲多少錢下去，效果也不大。這 也是新加坡的難題，但新加坡願意花錢吸引人才，擲很多錢進去，成立很多研究中心，包括：知識產權中介（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termediary,IPI），有些研究中心依附大學，有些不依附大學，每中心聘請二三百名博士後人才，由跨國公司為他們開設公司；該國又願意用錢吸引有名氣的專家帶領整個團隊進來。新加坡的人才資源令政府推動科研得以提升，但都不算太可行，因為人才有錢就來，過了五年、十年就回國，反而本地人才的成長不夠充裕。

 

香港不花錢聘人才。「增撥資源是重要的，給大學加碼當然好，有學者也申請過創新科技署的錢，但申請是否等於做應用研究？申請時說做知識轉移，一旦資源到位，做了研究，卻寫成論文，沒有將成果商品化。」

 

研究資助局其實就是提供麵包與牛油，即教授進行基礎研究，用來訓練學生思考、創新及創意，畢業之後念博士或從事科研成果商品化都可以。「我們不應像新加坡那麼指令式，全民做資料科技，全民生物科技，下一輪又全民做什麼。創意的東西一定要在自由的環境，太指令式的話，創意會低一點。」

 

香港人才單薄，4000名教授不只做研究，還要教書，我們不期望每個教授要下海做 startup。大學老師做到的已經做了，新的老師不多，每年有百分之五，不過是20名。即使每名新老師申請，規模仍很小。

 

「深圳把科研做得起，因為全國的人都走去深圳，機會在那裏，你有任何需要人們自然過來。美國更甚，全世界的人都去，人力資源近乎無限。香港創新科技署署長轉來轉去，說來說去最重要是人力資源。香港有錢，有人就行了，有時是 chicken and egg，你沒有這樣的環境為什麼要來香港呢？」

 

美國大學的角色很細，特色是完全自由，做什麼都行，而不是入去讀書就一定拿博士學位。美國有百分之84中學生可入大學，可能有一半畢業，它自由學習的教育模式是 其他地方很難複製的。香港人常說美國矽谷模式（Silicon Valley Model），只着眼於美國名校史丹福和柏克萊創新，但真正做的是 San Jose State 大學。如果該大學關閉，矽谷就倒下。

 

「依賴八大院校的規模真的不夠，一定要靠學生。教授4000個名額每年不變，每年一成才有400個，但畢業生每年15000人。教授只是協助帶動學生參與業界。」

 

香港五間大學工學院所訓練的學生不多，只看大學仍不行，還要看香港專業教育學院、職業訓練局所提供的人才。「我們可否推動職業訓練局學生做科研應用、互聯網 安全？現代的創造是講集體，而不是個人的。創業文化一定要在自由氣氛之下進行。在欠缺人力及天然資源之下，再不靠創意，香港都挺難。

 

原刊於《明報月刊》，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