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香港五位大學校長：香港高校發展科研的優勢與困境 （上）

 

香港科技大學至今建校25年，學術成績達國際領先水平，其知識轉移也非常出色。校長陳繁昌教授表示，為配合港府科研新政策，香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UGC）須為院校制定靈活的政策，使知識轉移成果化更為有效。

 

 

陳繁昌教授說，大學有兩個主要功能：教育學生和創造知識。科研轉移很重要，科大有其使命感，但不是主要目的。科大1991年創校便設有全港第一間知識轉移辦公室，至今獲美國核准專利為數較多，在全球大學之中排首100名之列，大約排70前後，是香港第一名。

 

「科大並不是每位教授都做科研轉移，那些純數學或物理學科便難有科研轉移。但是，沒有這些學科，世界就沒有汽車或手機了。香港人說，你去日美進口便好，但是，香港作為成熟、文明的地方，自己不做科研，便無法領先。」

 

他說，教授取得研究成果，發放專利出去要做得好，交由行業發展成產品。「美國有公司專門到大學收購專利，然後以專利持有人身份去控告他人侵權。早幾年，有人來科大花了幾百萬美元買了科大一些專利，變成所創造的成果給別人打官司，我覺得其實是不太好的。」

 

 

如今特首梁振英推出20億資助中游至下游創業計劃，作為配對基金。「這不是從研究資助局（RGC）撥款，否則，就會令學術變質，教授人人開公司，那就不行。 然而，大學仍是有責任的。」他說，如科大有一成教授肯做科研轉移，已為數不少，我們怎配合呢？「電腦系教授有一半辦公司，但音樂、英文、歷史系教授不做這 些，全校平均有一成教授配合參與，已經不錯，哈佛及史丹福大學也不足一成。」

 

他指出，學生可跟教授做應用研究，但教授請學生做論文一旦與其公司有關的話，這樣對大學也是大問題。「社會是想教授與學生開辦公司嗎？但有同事或社會人士未必認為這是大學的使命，究竟是寫論文還是為公司做研究？」

 

現在很少教授這樣做，似是個別例子，仍未構成大問題。「港府如要成功，就必須處理一些問題。例如：我們的科研轉移有潛力發展成一個好項目，教授想不帶薪休假兩年，專心去發展，院校可批准嗎？如教授只有辭職去幹，那就沒有激勵的誘因，例如：史丹福及麻省理工可以，讓你辦好項目再回來執教。香港須協調此政策，否 則利益矛盾。又如：學生有創業想法，想休學一段時間再復學，我估計按現行政策是不行的。」

 

他又說，香港的情況非常敏感，無論教資會及院校，都要定下政策。教資會對於自資的課程都管得很緊，計算清楚。「管得太緊，不會出錯，但是太複雜，就沒人想做了。」

 

無論如何，他認同院校要取得一個平衡，因為教資會也要接受立法會的質詢。「院校須交資料給教資會到立法會審議，向公眾負責。現在院校有關升職、終身教席、假期，交校內管理層負責，關於人力資源的變更，校董會要得悉。面對港府科研新政，院校須在資源上作出調整。」

 

 

現在互聯網及手機發展飛快，訊息流通順暢；50年前就困難得多。他說，當有優秀項目，經傳播開去，很快會有公司拿來發展。例如：3D 打印發明後，新技術可以很平又好的運用，金屬、塑膠等各種材料都可以3D 打印，容易成行成市。

 

「現在科技展已發展到一個地步，突然可做出很多東西。舉例說，電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出現，現已發展成手機，而且多次改型換代；過去來說，這是科幻小說，現在已成現實。如今電腦運算快速，能認知、人性化。車輛的感應器已非常先進，能指導司機駕駛路線，10年前仍不可能。」總之，他認為，基於多方面科技高速發展，現合併運用，形成電腦學習，且愈來愈深層，將加速市場發展。可以說，現在我們處於令人興奮的年代。

 

 

就團結香港基金建議，評審教授除學術論文之外，其對社會影響力的成果，亦應計算在內，唐偉章教授表示完全認同；並說理大在建築、紡織、保健等多方面已對社會作出不少貢獻，該校應獲得更多科研經費。

 

 

理大在應用科技方面成果不少。近年，教授在研製電動車技術上有成績；在時裝界創製了可肥可瘦的 idummy 智能人體模特兒，為行業試身帶來了喜訊；在復康方 面，i-wheelchair 給傷殘人士及長者帶來方便；「希望之手」給中風病人帶來新希望；此外，理大所創感測系統應用於地鐵、青馬大橋、廣州電視站， 以及浙江的大橋，對基建的監控防撞帶來好處。唐校長說，這些科研成果都「對社會產生影響力」。

 

現在院校撥款主要計算教師的論文數量以及在那些國際期刊出版，對科研轉移的成果未有足夠獎勵。「理大重視應用科技，與其他七間院校的角色不同，不能說理大要跟其他院校同一套。」

 

唐校長認為，香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撥款機制有改善的空間，應包括對社會的影響力。「撥款計算比重須平衡一些。如果不重視對社會影響力，我們從事應用科研，便有點吃虧。教資會應予以重視，一旦科研成果對社會具影響力，應有機制計分。」

 

 

理大現行對教授的評審是：科研、教育及服務。「科研包括：論文發表、取得科研費及知識轉移。」唐校長說，現在直資研究撥款（R Block）配合院校的資源，以理論論文發表為重，對知識轉移未有足夠反映。「教資會怎樣衡量院校的研究經費？來自研究資助局撥款計分就多，來自創新科技署撥款計分很少。」這意味教授從研究資助局競逐資金做理論性研究（上游），對院校取得直資研究撥款資源有好處；而從創新科技競逐資金以應用科技成果化 （下游），院校從中得益就少。

 

 

「施政報告提出加強科研創新，為香港經濟注入動力；但是教資會的撥款計分方法走向另一端，令從事應用研究在申請資源時吃虧。」理大2014／2015年度科研撥款達五億多元。他表示，理大的應用科研成果須被重視，應獲得更多的撥款。

 

理大去年的知識產權收入，與科研經費的開支，剛巧一樣，是五億元。收入之多，乃全港八間院校之首。

 

 

「並非每位教授都要做知識轉移，即使有興趣亦不必親手做，因搞項目與學術截然不同，雖說有成功，但失敗的更多。」他說，理大只有部分教授感興趣，有的帶領學生團隊嘗試，絕大部分科技成果項目由學生進行。有的教授任企業的顧問，取得了收入，供團隊做科研經費。也有教授跟校外機構合作，解決商業市場的難題。此外， 理大也授權商業機構使用科技專利，自2000年至今，理大與合作夥伴共簽訂136份授權協議。「常有企業與理大溝通，支持發展教授的科研成果。例如： 紡織系教授發明了機件，將傳統針織機械改變過來，現有約八間紡織廠利用這種嶄新技術。」

 

理大教授發布論文，知識轉移由企業去做。「教授與廠家磋商，應用於生產，可以很有彈性。」他說，廠家將理大科研成果開發，成為產品樣本，對企業發展有好處。廠家將樣本與業界接觸，產品便推廣開去。

 

理大是香港八大之中，最重視應用科技的院校。但是，據團結香港基金調查顯示，理大在初創企業之中，學生創業成績未及理想。唐偉章表示，理大成立了微型基金， 鼓勵學生撰寫創業計劃書，優秀者可得10萬元，作為實現創業的第一步。該基金近幾年已動用約1300萬元，孕育了130多間公司，現近八成仍在運作，「這些公司須營運三四年的關鍵時間，顯示有潛力，才獲其他新資金注入。香港創業氣氛已比以前為佳，相信理大會有一批公司走向第二、三步的。」

 

展望未來，理大會在大數據研究、3D 打印、再工業化、長者健康、智慧城市等重點研究。「我相信未來10至30年新的產品會有革命性變化，並非現在所能料想的。15年前我們沒想過有 iPhone，10年後有什麼產品說不準，同一大小的手機，將來有更多的功能。」他說，現在他們在納米研究得出新知識，經應用後出現新物料，具新特性，如：傳熱、傳電功能，將引發創造千變萬化的產品。

 

 

雖然對未來新產品難以預料，但唐教授說，關鍵是有人構思和設計，香港人應有能力去創造。至於生產方面，現在香港多間院校在深圳設有產學研基地，可向內地提供知識，培訓人才，進行科研轉移，實現科研成果商品化。「發展科研，我們不能只看香港，要與其他地區配合。這裏有科研和資金，內地有人才和土地，兩者互補優勢，取得雙贏。」再說，現在內地科研資源充裕，理大於2011年開始取得內地科 研經費累計一億二千五百萬元，可見香港社會也受惠於內地科研的資助。

 

原刊於《明報月刊》，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