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護史實之路

我是在1975年8月中文大學統一改制剛完成後回中大新亞母校服務的。其實，早在1974年春，承新亞院長兼中大副校長余英時先生的好意，我已獲聘為新亞書院的輔導長（Dean of Students）兼歷史系講師。由於改制後書院原來教務及財務兩大職權，已改屬大學中央統辦，輔導處所屬事務範圍反而擴大，包括體育課程、課外活動、對外交流、校友事務、獎助學金、學生宿舍、餐廳、紀律、獎罰、編印校園通訊等，輔導長又得協助新制的院長（College Head）募款、推動書院學術風氣和促進師生關係，於是成為書院行政的第二把手。余先生是新亞校友，在改制過程中曾遇到難題特多，深知母校師友對「大學統一」問題意見依然分歧。為了愛護我，余先生對我提出兩項忠告：

 

第一， 我接受中大新亞的聘書後，不要馬上回校上任，最好在美國任教至少一年，多加練歷然後回去，免致遭人恥笑，以為我在美國沒有出路，只能「回娘家吃老本」。我明白余先生的好意，於是在美國申請教職，幸獲名校寶敦學院（US News 全美四年制大學排名榜前五名）聘為歷史系助理教授。由於我不能馬上回校上任，余先生禮聘資深望重的孫國棟教授為代理輔導長，使我安心在美國練歷。

 

第二，余先生的忠告與錢賓四和唐君毅兩位老師的如出一轍，就是回母校擔任行政工作後，雖然艱辛，但不能放棄教學和學術研究，因為我是中國最早的留美「科班出身」專業日本研究人員之一，開拓新時代的日本研究，責無旁貸。

 

 

我緊記錢賓四、唐君毅、余英時諸位老師的訓誨，在中大近20年間行政教學之餘，編譯了好幾種關於日本文化和中日關係的資料集和工具書，為拓展「中國的日本學」鋪路。我曾發展東亞文化研究中心的業務，1979年舉辦首屆中日文化交流國際研討會和增設韓文班，後來參與創立中大日本研究系的策劃工作， 使該系於1990年正式成立， 成為香港日本研究的重鎮。

 

我又走出校園，面向社會推動日本研究工作。曾出任香港日本文化協會理事多年，並在中大校外課程部開課，向社會大眾介紹日本文化及推廣中日文化交流。19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後，我參與推動國內的日本學和中日關係史研究，出任中國日本史學會（天津）常務理事、中國中日關係史研究會（北京）理事等，為建立「中國的日本學」及促進中日友好，略盡綿力。

 

但是，當我努力於教授和研究正面的日本歷史文化的同時，沒有忘記其陰暗的一面。中日發生摩擦時，我緊緊站在中國和正義一邊，勇敢地向日本討說法。例如，1982年我參與反日改史運動、1988年協助杜學魁先生籌建「香港紀念抗日受難同胞聯合會」、1989年協助吳天威教授在美國創辦《日本侵華研究》季刊、1990年協助杜吳兩位先生在香港召開第一屆 「近百年中日關係國際研討會」；這個國際研討會此後由北京社科院、台北中研院和東京慶應大學，先後隔年輪流舉辦，研判中日關係的過去與未來，要求日本承擔侵略戰爭的責任， 確保東亞和平、和睦、和衷共濟。這個研討會一共舉行了四屆，各地學者宣讀論文近一千篇，可惜1997年之後便沒有繼續下去。

 

 

 

此外，1994年移居美國之後，我參與「世界抗日戰爭史實維護聯合會」（秘書處設在三藩市） 工作，1996年當選該會常務副會長，1998年當選會長，積極團結世界各地同志和社團，通過文宣教育，努力維護史實，爭取西方主流社會、美國猶太社團、日裔社團、韓裔和其他亞裔社團及日本本土的正義社團和個人，支持我們維護史實和對日索賠，為受難人士討回公道，並且阻止日本篡改歷史，為中日和解和友好打穩基礎。我曾給張純如 （Iris Chang）女士提供資訊和意見，鼓勵她撰寫《南京大屠殺》一書，並參與該書出版後在明州和香港的推廣。我又在美國、日本、荷蘭、香港、東南亞各地展開對日索賠的文宣和教育工作，並努力推動和解運動 （Reconciliation Movement），力促日本早日覺醒，承擔侵略戰爭的責任，向受難人士道歉賠償，成為一個真正的正常國家，為東亞和世界和平作出貢獻。

 

 

2000年底捨任世界抗日戰爭史實維護聯合會會長之後，我在默士達學院除講授中日歷史外，開設日本戰爭犯罪及集體記憶課程，培養學生研習日本對外侵略暴行，並探討戰後日本右翼人士企圖翻案改史的種種問題。有人說我可能是目前北美高等院校唯一開設清算日本軍國主義暴行專題課程的教授。十多年了，迄今沒有停開此一課程。

 

2013年暑期，我有幸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邀請，在該校國際小學期開設二戰時期日本戰爭暴行及戰後集體回憶問題課程，系統地檢討南京大屠殺、慰安婦、生化戰、強逼勞工、虐待戰俘、戰後改史等問題。據說這一課程在中國大陸高等院校算是破題兒第一遭。有些同學們在課程結束前，自動創設網頁交流訊息，繼續研習這類被忽視的課題，並希望通過雲端科技，讓國內更多青年學子有機會認識這類問題，為未來的中日和解與和睦友好打穩基礎。

 

 

我移居美國20多年，充分體驗唐君毅師所說「花果飄零」的滋味，值得慶幸的是能夠與國內學術界不斷交流合作。雖然，由於山川阻隔， 我不能積極參與國內多種學術活動，還是有機會出席北京中國社科院、東北地區中日關係史學會、台北中研院、香港多所高校等召開的研討會，特別是能夠保持與中國日本史學會 （天津）和中國中日關係史研究會（北京）的同道先進聯繫，並出任這兩個學術組織的理事逾30年， 使我獲益良多。最使我感到自豪的是被邀出任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所客座教授多年，參與《南京大屠殺史料集》76卷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和鳳凰出版社，2005年-2011年）的籌劃，忝為這套劃時代史料集的學術指導委員之一，協助主編張憲文教授等學者，成就名山大業。

 

近年，我又協助哈爾濱社科院731部隊國際研究中心來美國調研，複印美國國家檔案館和國會圖書館庋藏細菌戰解密檔案兩萬多頁，供國人參考，並且有幸參與由該中心主持、國家社科基金資助的有關細菌戰重點研究專案， 及安排該中心研究人員作品英譯和在海外出版。

 

 

眼見二戰後六、七十年來，縱使中日兩國有識之士不斷努力促進中日友好，雖然中日這兩個位居世界第二、第三的經濟體系在物流和大眾文化交流都突飛猛進，幾乎達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不可分的境地，可是在思想、感情和語境方方面面，中日兩個偉大的民族之間的鴻溝愈來愈深、愈大。這是十分可悲的現象！因此，踏入不逾矩之年的我，還是不自量力，希望在香港籌建一個中國和學研究所，團結海內外專家學者， 以日本思想根源為切入點，全面地平實地研究大和民族的歷史文化，深入考查其政治、經濟、社會、外交等方面的變化和動向， 為中日和睦友好及世界和平創造條件。

 

 

近三、四十年來，我從一個低調的老保釣變成第一線對日索賠和研究日本戰爭責任的人，又同時提倡建設「中國的日本學」，活動足跡幾乎遍及全球。曾經有人問我，我既「反日」又「哈日」，意欲何為，是否矛盾。我的答辯很簡單，我無意哈日或反日，我追求的是「知日」和尊重史實。我始終認同錢穆和唐君毅二師的觀點，只有確切地認知史實，以史為鑒，知彼知己， 才能談文化交流和國際友好， 中日之間或任何中外關係，都不例外。

 

 

回首前塵，中大情緣成為我人生和事業上的福星。中大的師友，特別是錢穆和唐君毅兩位先生，指引我闖進一個冷門的學術領域——日本研究。中大畢業後，轉瞬40多年，慚愧的是在學術上我沒有驕人的成績，未能完全達成眾多師友的厚望。可以告慰的是，在教學研究之餘，雖然身居境外海外，不自量力接受時代的挑戰，承擔作為中國知識分子的責任，在本職內外參與力所能及的對日工作，迄今樂此不倦。如今不少師友已先後作古，可幸孫述宇老師、賴德老師及很多老友健在，依然發光發熱。我想趁此機會向本文提及的和沒有提及的中大人、新亞人、保釣同志、維史衛士致謝致敬，我不會忘記他們在我的人生和思路歷程所給予的恩惠。

 

圖片：作者提供

 

全系列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