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窮不是社會主義

 

我的出生好像給家族帶來新的希望，又伴隨着不少麻煩。為我接生助產的，是我母親的姨母，她是註冊的助產士。姨祖母是大美女，她的丈夫好像是黃埔軍校畢業生。最近在網絡上檢索一下，唯一可見的報導是抗戰中期曾率領粵西某地部隊阻擊日本兵，打了一個小勝仗。抗戰勝利他思鄉戀家，脫離軍隊回汕頭，似乎還受國民黨部隊軍法處罰。他在汕頭車站謀站長一職，享受和平的生活。解放前夕，他率部反正，委為副站長，鎮反運動即成鎮壓對象。我母親向其上級工作隊隊長反映：此人解放前思想進步，同情勞動人民云云。結果無效，她姨丈被槍斃，母親被鎖定為階級立場不穩份子，不宜在革命隊伍工作，另安排當小學教師。五十年代因父輩「問題」影響子女的升學尚不嚴重。母親的二位表弟、二位表妹仍可升學，一個甚至讀北京工學院，他們雖然一輩子背着十字架，如履薄冰做人，總算當了總工程師、小學教師、舞蹈演員和醫務人員。

 

另一案例：廣東土改時，當時葉劍英、方方從廣東實際出發，認為執行《土改法》時，要保護華僑，保護商業，團結愛國民主人士。毛澤東卻同意中南土改委員會主任李雪峰判斷，認為廣東土改緩慢無力，黨組織不純，幹部隊伍不純。於是，從各省市抽調7000幹部南下廣東督戰，粗暴處理原來的廣東土改幹部隊伍。從上世紀三十年代就與共產黨風雨同路的莊世平老先生，積極參加抗日救亡，在泰國崇實中學、新民學校培養一大批參加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學生。我的外祖父和叔公都是他的老同事和朋友。莊老創辦「南方人民銀行」，任職香港中行，創辦華僑商業銀行、南通銀行。周恩來總理對他的評價是：「潮汕為中國革命貢獻了兩個經濟人才，一個是理論的許滌新，一個是實踐的莊世平。」但土改時期，莊世平的家族在潮汕普寧，幾乎全部都評為專政對象的富農地主，家族財產一律充公沒收。「令人不解的是，莊世平一家兄弟六人，每個兄弟又有兒女數人，合共三十多人，但分在名下的土地僅一畝多，竟然也被評為地主。」方方原是華南分局第三書記，廣東省政府第一副主席，也是莊世平的長輩，更是革命工作的上級，因對廣東土改政策持不同意見被冠以「農民運動右傾」、「地方主義」帽子，降職降級處理。毛澤東在親自出面處理，說「廣東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後來，方方夫婦文革開始即被批判關禁，方方1971年9月21日含冤逝世。從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每次全國人大召開前夕，周恩來都在家中「親切接見港澳代表鄭鐵如和莊世平」，莊世平常反映一些尖銳問題——「誠如華僑和港澳同胞」、「受冷眼以至敵對」，「僑眷中開展階級鬥爭有擴大化和過失作為等等」，周恩來的回答總是乾脆的：「一定要派人查辦」，「中央注意到了」，但「常常會在大義凜然的憤慨中，有時流露出一絲絲憂慮。」

 

 

二個案例說明什麼呢？儘管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整個思想政治路線明顯過於左傾激進，在取得政權後不是以生產建設為中心，以法制建設為主導，幾乎所有政治運動都有違反法制和打擊面過廣的現象，特別是土改、肅反、反右一連串運動都嚴重存在左傾，這不利於國家與社會和諧穩定。土改後，毛澤東派陶鑄取代方方。在反右時，又把廣東地方主義與反右鬥爭結合，搞出「馮白駒、古大存地方主義反黨聯盟」。受迫害廣東幹部達2萬多人。相似的還有福建、四川等地，許多解放前在複雜條件下堅持革命鬥爭出生入死的地下黨及革命同情者，在解放後的受整受審中蒙受冤屈長期未得平反。直到胡耀邦任組織部長，項南、習仲勳等福建、廣東省委第一書記，才斷然平反。幸運者，以周恩來為代表的開明穩健中共領袖起了平衡、補救和局部匡正之作用。毛澤東七分之功確因一大班開國元勳為之加分；毛澤東之過，又幸有一批「右傾」分子幫其減少「震盪」，縮小部分擴大影響之險。當然，黨內也一批或品德有問題，或盲從的積極參與者推波助瀾，使毛澤東的錯誤路線暢行少阻。

 

如果說「反右」是「陽謀」，「大躍進」「人民公社化」是發高熱，那麼，文化大革命確是不可思議的顛狂「行為藝術」。「秩序永遠需要克制、力量和合法性三者間的微妙平衡」。文化大革命亂的是中國，害的是中國共產黨，拖的是中國現代化的後腿，卻影響不了整個世界。

 

中國1959年至1961年總計死亡人數是3602.026萬人。其中三年大饑荒非正常死亡人數史料記載：

 

一、據正式統計僅1960年全國總人口比上年減少1000萬。

（摘自：《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胡繩主編，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出版，P381）

 

二、非正常死亡的人數達到4000萬人。

（摘自：《毛澤東號召「進京趕考」回眸》、《炎黃春秋》第2000年三期，作者廖蓋隆，他曾擔任中共中央黨研究室副主任）

 

三、按保守的估計，因營養不良而死亡的約1500萬人。

（摘自：《生存與發展》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研究小組編寫，科學出版社1989年出版，P39）

 

四、三年困難時期死亡人數超過平常兩三倍。

（摘自：《當代中國的人口》，許滌新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P74）

 

 

在1959年廬山會議，彭德懷、張聞天對大躍進出現的錯誤和混亂作了批評和分析。1962年彭真認為有關「向共產主義過渡」和大辦公共食堂是毛澤東批准決定，應負責任。劉少奇在中央工作會議公開反對毛澤東自己對「大躍進」得失的評價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大膽認為是「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人禍），而大饑荒成因更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如果說大饑荒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那文化大革命即是「十分人禍」。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中明確指出：文革「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決議」強調，歷史已經充分證明，「文化大革命」在理論和實踐上是完全錯誤的，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

 

文革期間，國家各職能部門處於不同程度的混亂和癱瘓，非正常死人數難以統計。1980年鄧小平對意大利女記者法拉奇說：「永遠也統計不了，因為死的原因各種各樣，中國又是那樣廣大，總之人死了很多。」1978年12月13日，葉劍英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說：文革期間，全國整了1億人，死了2000萬人，浪費了8000億人民幣。（1970年全國國民生產總值是1946億人民幣，十年文革廢掉大約4年的生產總值。）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給出的文革數據則是：「420餘萬人被關押審查；172萬8000餘人死亡；13萬5000人被以反革命罪處決；武鬥死亡23萬7000人；703萬人傷殘；7萬1200餘家庭整個被毀。」以上的數據足以叫觸目驚心，任何一個有良知的共產黨人，任何一個愛國的知識分子，任何一個有正常思維的中國公民都不能在歷史的真實面前蒙上眼睛。在文革期間，共產黨被「反革命集團」騎劫與把持，而毛澤東也如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所說，「逐漸驕傲起來，逐漸脫離實際和脫離群，主觀主義和個人專斷作風日益嚴重，日益凌駕於黨中央之上。」如果說，以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打下了紅色江山，那也可以這麼說，以毛澤東為首的部分共產黨人將可能會毀滅掉紅色江山，然後悲壯而荒謬的「再上井岡山」。十年文革，中國國民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在亞洲經濟騰飛的六、七十年代，中國經濟、教育、文化等領域又大幅度下降倒退，相對落後又拉開大距離。

 

文革的另一嚴重後果是中華優秀文化遭到唾棄、毀壞、顛覆。人性的良善一面被粗暴否定，詆毀。如果毛澤東只是一個詩人，一位一家之言的學者，有個人偏好的論古談今的歷史愛好者，無論他有多少革命激情和浪漫情懷，無論他如何尊法家貶儒家，無論他如何「勸君少罵秦始皇」或讚美「百代都行秦政法」，並批評郭沫若「〈十批〉不是好文章」，那只是代表他的觀點，如1968年10月他在八屆二中全會閉幕會上說「我這個人有點偏向，不那麼喜歡孔夫子。」問題是毛澤東不但是執政黨中央主席，而且更是「指導」全國人民的「思想家」和「一句抵一萬句」的導師和領袖。到了文革，他幾乎成了「神明」、「上帝」。正如鄧小平對意大利記者法拉奇所說：「這也許是我們黨內許多老同志的共同悲劇。只要毛澤東在思考，他們就習慣關閉自己頭腦中相應的那部分機器。」所以，毛澤東的知識結構，學問偏好和個人性格修養，不管是好或是壞，都嚴重影響了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思想和心態。五千年的文明、禮儀、行為準則，都被文化大革命打個「稀巴爛」。我們？我們的共產黨，我們的知識分子，我們的人民，就這樣都成為思想和立場非常堅定的歷史虛無主義者！

 

 

在科學工作上，除原子能科學、航天科學因國防需要得到發展外，毛澤東一本正經的說「知識愈多愈反動。」他又鄙視輕佻地說，「對於資本階級教授們的學問，應以狗屁視之，等於烏有。」中國科學院北京地區170位高級研究人員有130人列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被打倒或作為審查對象。文化大革命又停止了大學的正常教育與招生。繼反右把五十萬知識精英當作糞土搞臭後，又整整一代青年學生被中斷耽誤學業。我初中畢業是在文革前一年，我們那一班初中同學43人，後來能完成完整正規高等教育的，除了我78年上大學，83年讀研究生之外，只有原有一位同學1970年保送到華南師範學院政治系當了三年工農兵學員。胡甫臣先生寫了《對建國後歷史政治運動的認識》系列文章甚有功力，他的收集數據和見解廣泛被學術界引用。他說，「結果，我們不但批判了、扼殺了、摧殘了、許多精神文化的精英，而且堵住了新生力量的成長。更重要的是權力集中的官僚主義，（即專制主義），一言堂，使其他的人不願用思想，不願動腦筋，因為動腦筋會受打擊，不動腦筋最保險。這就扼殺了人們的創造思維。」

 

鄧小平語重深長的說，「這20年（指1957-1978年）中我們並不是什麼好事都沒有做，我們做了許多工作，也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比如搞出了原子彈、氫彈、導彈等。但就整個局面而言，是一個混亂狀態；就整個經濟情況來說，實際上是處於緩慢發展和停滯狀態。」

 

胡繩當過社會科學院院長，當過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他的一生，可以說是忠誠的馬克思主義者的一生。他認為，毛澤東只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係看成對立關係，其實還有繼續關係。毛澤東過早丟掉新民主主義帶有民粹主義思想。胡繩主張要用資本主義的先進成果建設社會主義，不是把資本主義尾巴都割掉。

 

我們這一代人，不管內心擁戴毛主席還是思想上批評毛澤東，大家都讀過他的著作，不可避免受其思想影響，毛澤東的詩詞更是很多人的至愛。有一首真偽尚有爭議的《訴衷情——贈人》，寫於1974年。

 

父母忠貞為國酬，何曾怕斷頭！

如今天下紅遍，江山靠誰守？

業未就，身軀倦，鬢已秋！

你我之輩，忍將夙願，付與東流？

 

 

延安時期與毛澤東有交往的作家舒群在《毛澤東的故事》紀實性小說最後一篇引了這首詞，稱以細膩刻劃毛澤東晚年度過生日時的心境。陳晉在其他文章予以否定。他稱：該詞已經證實並非出自毛澤東的手筆，「但當時人們信而不疑，廣為傳抄，多少反映當時廣大人民群眾對毛澤東晚年心境頗趨一致的體會和揣度，反映出廣人民群眾同毛澤東一樣對祖國的命運表示憂慮和深切地關注。」

 

王若水先生對毛澤東為什麼一錯再​​錯一直錯到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有一個精闢的分析：「毛澤東不是看不到自己的錯誤，而是不承認錯誤。大躍進、人民公社本是左的錯誤，為了證明沒錯，他發動了反右傾，為了證明反右傾、大躍進、人民公社都是正確的，他發動了文化大革命，為了防止有人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他又發動了批孔、批《水滸》、批鄧。就是說，為了證明第一錯誤不是錯誤，他就去犯第二個錯誤，為了證明第二錯誤不是錯誤，他就去犯第三個錯誤。這樣愈左愈反右，愈反右愈左，惡性循環，愈搞愈亂，終於無法收拾。 」

 

毛澤東和其他中共領袖創建了新中國，又差點兒葬送了新中國。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了，但關於前三十年還有許多懸念未解答，其中有經驗，也有教訓。鄧小平是中國現代歷史又一位巨人，他對毛澤東有什麼繼承，又有什麼揚棄？鄧小平的目標很明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中國祇有改革開放，才能富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