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佔領運動已逾50天，清場已揭開序幕。中原集團創始人施永青於11月18日下午到佔領區彌敦道視察。他說自己只是「經過」旺角佔領區。這麼巧合？1967年，他回家時「途經」新蒲崗下車，圍觀當時人造膠花事件所引致的警民衝突。這麼一次果斷的下車，把當時這名不夠20歲的左傾青年，引向一條熱血的道路，勢要拯救人類；如今卻成為不折不扣的資本家。
施永青是中原集團創辦人，以老子「無為而治」經營模式，把業務開枝散業，雄霸了香港及內地地產代理市場。他也是報人，香港《am730》的出資人，創刊九年來每周五天筆耕專欄「C 觀點」。五年前於花甲之年將價值45億港元的中原股份撥入施永青基金，為中國農業、水利、微貸作慈善用途。終於，他不以馬克思理論，而以資本家的利潤貢獻內地。
上星期筆者拜訪施永青，跟他聊了兩小時，細談他當年為什麼是左傾分子？怎樣從「左傾」變成「極左」，由托派又為何變成資本家。他不只是一個資本家，還是一位政治思想者。經過多年細嚼政治理論與經濟運行，施永青怎樣看政治改革？怎樣看佔中？
廖：當年你為何參與反政府運動？你那時的家境窮困嗎？
施：60年代中，中國處於水深火熱的文革之中，香港當時是一個以工業產品為主要經濟動力的城市。社會貧富懸殊，窮困情況比現在嚴重，女性未必可念書，年紀小小便要打工，警員貪污，惡霸流連⋯⋯讓我看不過眼，社會充滿着不公平。
當時住在父親位於青山道的工人宿舍，樓下是貨倉，樓上是宿舍。父母連我四兄弟，一家六口，擠在一個小房子，有兩張床，我是大兒子睡帆布床。父親上班，我們一家人做塑膠、織毛衣，幫補家計，飯是有得吃，但沒有零用錢。聖誕節同學給我聖誕卡，也沒法回給人家，因而最不喜歡過聖誕節。小學走路上學，上學時穿鞋；下課卻懶得穿，跑到街上玩，夏天的臘青地下很燙，把腳板在坑渠污水印一下解熱，也無所謂。
當時社會環境複雜，黑社會打架，讓人敬而遠之。我曾親眼見到尋仇，一名男子被揪起，心口被捅了一刀，大叫救命，我當時是小孩子無能為力，調頭就走。那時貪污厲害，家裏附近是賭檔，按時有文裝警員入內，相信以大信封收錢。總之，當時我對社會不滿，容易接受左傾理論影響。
廖：在這複雜環境生活，你怎樣沒有學壞？反而變成左傾？
施：作奸犯科沒有做，但犯小錯是有的。家裏近茘園遊樂場，我不買門票，並帶弟弟從附近山渠鑽入去；又試過到小店偷花生吃。
父母不算左派，父親有少許民族主義，怕我們左傾。50年代初父親有工友回內地建設，得悉祖國需要港人回去。父親給我看《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我也看《共產主義基本原理及三個組成部分》，這是我第一次看對資本主義的描述。當時受歷史階段論影響，相信社會由奴隸、封建，再必然演變成資本主義，世界必朝這方面發展。按馬克思的理論，涉及哲學（唯物辯證）、經濟學（李嘉圖理論）以及社會主義理論，我均自發學的。於50年代末，小學快畢業時便已左傾。文革是受這思潮造成的，覺得要推翻剝削社會，社會主義會走向全世界勝利。
廖：你念中學時，已是反動分子嗎？
施：我在九龍新法書院念書，被視為不太聽話。最初組織同學千人操，我覺得要表演又要買入場票不公道，號召不買票，校方警告同學，不買票便不獲寫畢業推薦信，我是少數堅持到底不買票的。中二時選班長，同學們選了我，班主任覺得不妥，在沒有限制之下選出了搞事分子。班主任遂通知教務主任來重選，告訴同學如何選班長，最後選到一位校方能接受的同學。當時我也組織同學搞讀書會，希望統戰交朋友，得到支援與同情，有所發展。1966年，我後來念到中四便被踢出校。1967年，我轉到展明書院念中五。念完中五，成績一般，也沒錢念大學，到了遠東航空學校念書，展開了邊上課、邊教工人夜校的生涯。
廖：60年代初內地人大量偷渡來港，你怎麼還崇拜共產主義？
施：1961、1962年偷渡潮是小事，當時我們關注的是人類遠大的將來。1967年有左派背景引起的新蒲崗人造膠花事件出現，我回觀塘的家途中在新蒲崗下車看看，當時工人與警員對峙，他們叫口號爭取權益，我是個人自發到場圍觀的。我也叫口號，警員追來，我向他們扔石頭，與警員也衝突過。我有一位朋友的弟弟被警棍敲了，結果變了癡癡呆呆。當時示威者也有叫警員道歉，叫港英下台，有點像佔中叫喊的情境。當然港英政府不會認錯。當時，文革是內地由紅衛兵發動，香港由工人爭取權益變成政治鬥爭。
廖：內地文革，香港則出現工人爭取權益示威活動，你當時是熱血青年，對你產生什麼影響？
施：我個人自發到現場，接觸了左派組織，加入了反英抗暴委員會，當時有分愛國學校及官津補私學校，我屬後者。他們遊說我，不要只顧個人利益，仍要反英抗暴，為工人教書，喚醒他們爭取權益。最初邊念書邊教書，之後說日校不夠師資，也放棄個人利益，還組織了十個、八個友好去教書。我教了八年時間，不短。有的教了一年半載便走了，大部分教一、二年，也有少數教了十年才走。那時我一味付出，月薪最初210元，八年後每月350元。
廖：是什麼時候，你對支持中共產生變化？
施：直至1976年北京四五天安門事件，中共連學生都鎮壓，令我很心痛。我其實一直都支持鄧小平路線，要現代化多於鬥爭。我在教書時，長期看《明報月刊》，關心文哲問題，看專欄談中共要走修正主義道路，也看瞿秋白的《歷史的誤會》，並看南斯拉夫副總統吉拉斯《新階級 ── 對共產主義制度的分析》，說共產黨騎在人民頭上作地下鬥爭，以強的中央集權作秘密工作，用極權維護統治。另一本《不完美的社會》，從理論上都知中共統治不行。我看書範圍很廣，由左到修正、右的著作都看；右的如：海耶克、佛利民；左的羅素、沙特；也接觸托派。70年代與吳仲賢、岑建勲探索無政府主義。當時關心社會，對經濟、哲學理論都關注。我在理論上思考，探索出資本主義也不一定走向社會主義，而社會主義沒法解放生產力，而活在社會主義的人民都紛紛離開國土，感覺搞下去也沒有意義。況且，在港搞反英抗暴的也沒有好下場。我一名朋友在赤柱監獄坐了一年牢，因帶刑事案底，做不了公務員，也不能到公立醫院做護士。有的工作不穩，連老婆都跑了，生活無人照顧，英年早逝。你一腔熱誠去追求，根本不是一回事。
1976年我感到馬克思的道路行不通，不再教工人夜校。人變得更左，接觸托派，出席研討會。金禧事件中，認識「長毛」梁國雄（現任立法會議員），了解革馬盟後，覺得不斷革命，更行不通，距離理想愈行愈遠。
不教夜校，轉到一間地產公司去做辦公室助理。期間兩年，學會了地產代理的規則及手續。我感覺到打工有兩個制約：一、工資只反映勞動市場的供求關係價值，不與成果掛鉤；二、 打工無法選擇自己覺得有效的工作方式，行為沒有自主。我感到資本主義推翻不了，改變社會又難，自己還是要繼續做人，要行為自主，爭取生活保障、家庭幸福，便只有面對現實。遂於1978年自行創業，創立中原地產代理，隨後愈做愈大。
原文刊於 BBC 中文網，獲作者授權發表。
下文預告：專訪施永青：政治運動須為人民取得實質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