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小參與社會活動
我自小就喜歡參與社會活動,六十年代中期起有所增加。在中大任教期間,我參與的會社為數不少,最投入的是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和香港地理學會,其次是香港文教人員社會改進協會、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的教育小組和出版小組,以及香港廉政公署的社會教育組,再其次是教育眼、香港學者協會和勵志社。
對課外活動主任協會和地理學會的參與會已另文處理,這裡簡略地談談在其他會社的活動情況。
就教育問題供意見
香港文教人員社會改進協會是一群教育工作者,包括港大的Norman Henderson和我尊敬的Arthur Hinton,於七十年代初,應一個宗教團體的邀請到日本開會,討論教育與社會問題,回港後成立的團體。它1972年向政府註冊,我次年加入這個被視為壓力團體的組織,直至1983年它解散為止,其間當過三年副主席。
自1969年起,我先後在社會服務聯會屬下兩個小組擔任過職務,初為委員、後當主席:一個是中文出版委員會(1969-86),另一個是教育委員會(1975-88)。前者的主要工作是出版《社聯季刊》,後者是就香港教育問題向總幹事和執行委員會提供意見或公開發表意見。
「辭官去外國」
我1988年開始在廉政公署社會教育委員會擔任委員,次年獲委為主席,1993年因準備移民而離開。因為不便明言,而這幾年我又剛巧患上哮喘,心臟問題也開始惡化,便以此為由辭職。在廉署任職的明原堂舊生李膺命知道了,轉告她的好朋友彭國強、梁惠瑜夫婦,使他們大為恐慌,以為我得了大病,急忙來電問好,並於週末前來看望!
香港學者協會成立於1984年10月。這年夏天,吳清輝和徐是雄跟我談及此事,問我願否參加,成為創會會員。清輝教化學,做過明原堂的高級導師,又是同鄉,我跟他的父母也見過幾面。是雄教植物學,是拔萃校友、1973年回國觀光團成員之一,他對明原堂的一切都很感興趣,態度也很正面。我跟他們都很談得來,便一口答應了。
初期我頗常參加學會的活動,也試過在一個座談會裡講話。那是1986年4月26日下午2-5時在港大柏立基學院(實質上是賓館)召開的「中六教育研討會」,約二、三十人出席,講者是楊綱凱、林傑和我。綱凱和我任教中大;林傑是明原堂舊生,任教理大。1988年7月13日,我最後一次參加它的活動,聽李遠哲在柏立基學院的演講。
1984年3月,香港女青年會的總幹事高苕華,通過司徒華邀請了鍾宇平和我參加她新成立的勵志會。其他成員包括劉佩瓊、蔡寶瓊和梁愛詩等。開了幾次會之後,我仍然搞不清這個會的目的。結果,胡胡混混地過了兩年,我跟它的關係便無疾而終了。
回眸細看,發現在中英聯合公報發表前後,香港成立了不少各式各樣的會,有自發的,大概也有奉命行事的,其中有些恐怕不無政治目的。有人成功了,搶得一席位;有人失敗了,消聲更匿跡。這時,香港出現了「有人辭官去外國,有人趁機趕科場」的現象。
「趁機趕科場」
寫到這裡,我想起了一個典型的例子: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我首次聽到這個名字是八十年代初。這時,毛鈞年經常找我(我們是在學友社認識的),請我協助安排國內來港官員和學者參觀訪問本港教育機構事宜。一天,他來我家造訪,告知他正在籌辦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日後會辭去循道中學的教席,專注會務。我問到財政安排時,他說這中心是霍英東獨力和全力支持的。
過了不久,他又來電告知,要去新華社工作了。再過一段時間,從報張上得悉,他獲委為副社長。我當時的感覺是:不可思議!他不是一個充滿魅力的領導人,他是一個謹小慎微的工作者。要他擔任這個職務,不但會誤了事,也會害了他。兩三年後,就傳來他患上柏金遜症的消息。九十年代初,在北角敦煌酒樓舉行的國慶聚餐會上,看見他拿着講稿的手突然顫抖起來,跟着失聲,以致無法完成那簡短的演講。我感到異常難過。
(封面圖片:亞新社)
!docty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