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保釣道路

我在普大的日子十分忙碌，一方面要應付繁重的功課，另一方面參與發起保衛釣魚台列島的運動。記得入學不久，大概是1970年9月中下旬，一位中國同學帶我去已婚學生宿舍 Butler Track 的洗衣房開會，當時已有幾位中國同學在場，後來知道他們是理學院的沈平、李德怡等學長。他們知道我懂日語，又是日本史學生，所以要我參與研議一件關於中國（包括台灣）、日本和美國的大事。他們給我看了一份聯合國調查團的英文報告及一些台灣的中文剪報，都是關於釣魚台列島和歸還沖繩的事。

 

由於我對中日關係有興趣，早已注意到歸還沖繩的新聞及其對中國的影響。從一些日文資料，我知道資源貧乏的日本早已認為釣魚台列島是天賜餡餅，誓死必爭。我心知不妙，但是苦無良策，非常焦慮。看過那些文獻後，我和李、沈等學長一樣，認為必須讓更多人知道釣魚台的重要性，文宣工作必須立刻展開。

 

 

 

由於事態緊迫，而當時北京還在鬧文革，中蘇瀕臨開戰邊緣，台北又軟弱無力，海峽局勢依然緊張，為了捍衛釣魚台主權，我建議效法1968年法國的學生運動，發動學生力量（student power），喚起華裔社會大眾的良知良能，也爭取美國主流社會和日本正義人士的支持，共同推動保釣運動。原來，沈李等學長也早有此意，於是我們同意分頭儘快串聯各地留美的中國同學，希望群策群力，保衛釣魚台主權。當時決定成立保衛釣魚台行動委員會，推動工作，強調以實際行動「警告日本」、「抗議美國」、「呼醒國人 」。又請李德怡學長執筆，將我和其他同學提供的材料消化後起草小冊子《釣魚島須知》，分發各地中國同學會。這樣，保釣運動就在普大和其他校園展開了。

 

其實從洗衣房會議回家的路上，我內心感到又驚又喜。喜的是我這個學日本史和日本文學的學生，竟然真有「英雄有用武之地」，不禁佩服錢唐二師提示我選日本學的高瞻遠矚；驚的是保釣運動來得太早太急，大家對我這個不成器的「日本通」期許過高，而我自知學力尚淺， 未必能夠滿足師友和時代的要求， 心裏誠惶誠恐。

 

 

可喜的是來自普大的保釣呼籲發出後，威斯康辛、明尼蘇達、密芝根、麻省、加州、芝加哥、紐約、美東美西各地的中國同學熱烈響應，紛紛舉行集會及示威遊行，連知名華裔人士如趙元任、陳省身、楊振寧、王浩、吳仙標等都予支持。我們又籌募經費，在美國主流媒體如《紐約時報》等刊登頭版全版廣告，宣示我們的理據和主張，獲得部分西方主流社會的支援。在龐大的輿論壓力下，美國政府宣佈對釣島主權保持中立， 聲明1972年只是移交管理權給日本，關於釣島主權應該由有關國家商議解決。不久，眼見香港、台北、東京、澳洲、歐洲各地的中國學生也行動起來，保釣運動迅速成為波濤壯闊的全球性學生愛國運動， 我們在普大感到莫大欣慰。

 

後來才知道，保釣運動喚醒了不少留美學生的愛國心，使他們放棄了各自為政、光為綠卡（美國永久居留證件）而留學的心態，對祖國的一切不再冷漠或輕視。 通過參與保釣活動，很多同學變得胸懷祖國、關心國家命運、熱愛祖國歷史文化。留美同學和學者紛紛組織各式各樣的團體，交流訊息，互助互勉， 在保釣的旗幟下， 體驗冷戰時期海外華人前所未有的共同的心路歷程，形成強烈的愛國情懷，出現一道意識形態上的亮麗風景。

 

 

我自己的思想也受到深重的衝擊。1974年快將完成博士論文的時候，我必須決定就業的去向：留美任教或回港求職，必須作出決擇。當時，不少人會選擇留美，因為留美工資高，工作易找（日本正在邁向經濟大國之途，高等院校紛紛設立日本文化學科學系），於是綠卡易拿，生活條件較優不在話下，很多親友都勸我留美工作。從物質條件角度去看，留美回港兩者相衡，優劣立判。可是，我堅決選擇了回港一途。因為保釣運動教育了我，使我對自己生命和事業的意義有了新的認識。

 

回想起來，其實我參與普大同學的保釣活動並不太多，因為我得支援紐約國是研究社的研究和出版工作。該社是以哥倫比亞大學地理地質學博士生黃養志學長為核心的研究組織，成員以哥大學生和一些東岸的華裔專業人士為主體，平均年齡比一般保釣團體成員為高。

 

 

黃學長與我先後兩度同學。最先在香港新亞，那時他是新亞研究所的中國歷史研究生，後來成為副研究員，學問文采出眾，頗為錢穆校長等師長所器重，人稱「新亞才子」之一，而我還是大學部英文系學生， 要不是經常與大學部哲社系林炳權同學等一起破格獲准參加研究所的學術研討會，例如星期二夜等，就沒有機會認識黃學長。在1960年代中期，黃學長和我在美國印第安那大學研究院再度同學，他在歷史系，我在東亞語言文化學系。我一直佩服黃學長的博學和文采， 經常向他請益問難。1960年代末期，黃學長轉到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地理地質學系，繼續攻讀博士學位，而我稍後則轉入新澤西州的普林斯頓大學讀博，由普大搭公車去哥大，大約只需一個半小時，兩人又在美東拉近了距離。 

 

黃學長的紐約國是研究社就設在他在曼哈頓的居室公寓。由於黃夫人的努力，這個坐落在寸金尺土的曼哈頓的斗室，經常整潔溫馨，黃夫人和黃學長的廚藝皆精，熱誠好客，加上黃學長不斷招攬各方人才，因此黃府成為一個研討保釣問題的中心。黃學長重視示威遊行等保釣行動，但是更重視研究和戰略策劃，主張從歷史、地理、法律、國防、國際政治等多種角度，對釣魚台列島主權和戰略價值作出堅實的研究，供國人參考。

 

 

黃學長也重視日方的言論，相信知彼知己，才能取得決定性勝利，但是苦於不懂日文，社友大都對日本事情陌生，又無從獲得日方資料。因此，黃學長伉儷多次從紐約乘公共汽車到普大看我，每次往來要花上四、五小時。他總是要求我加入該社，負責對日工作。

 

當時，我要應付普大繁重的功課，打算1972年春季報考博士資格考試，實在沒有時間參加課外活動。黃學長「三顧草廬」後，我終於被他的真誠所感動，答應參加工作。但是我向他提出一些條件，包括不去紐約開會、不參加示威遊行、發表保釣文章時盡量不署名 （因為我害怕普大有親日人士加害於我，使我無法通過博士資格考試）。以上請求，黃學長都能諒解，一一答應。之後，由於那時候還沒有傳真機和電腦，他一星期來我家兩、三次交材料、取譯稿、談論問題。那時候，我幸運地獲得正義的日本師友的支持，例如早稻田大學名譽教授實藤惠秀先生和京都大學教授島田虔次先生等，給我們提供大量日文材料，包括沖繩縣等地發行的內部資料，外邊難得一見。

 

我收到這些日文材料後，通常擱置普大功課，第一時間展開閱讀，用中文摘要或評注，並且動手翻譯一些重要的文獻，然後向黃學長報告，並建議如何反駁日方言論。黃學長收集我們社友的意見後，就執筆成文，說理說法，論證強而有力，條理脈絡清晰，筆端常帶感情，在香港《明報月刊》等期刊發表了好幾篇長文。例如〈釣魚台千萬丟不得！〉一文，有人認為是「一篇讀來令人動容的論述研究」。  我們共撰的〈日本人為謀奪我釣魚台做了些什麼手腳？〉一文，曾被明報出版社多次重印，以廣留傳。此外，我們曾經實行了一些對日直接行動，例如曾以紐約國是研究社名義，由我執筆用日文給每一位日本國會議員和內閣成員寄發了一封信，申明我方主權的論證，說理說法，駁斥日方的荒謬言論。聽說有些日方內部刊物曾經報導我們的信函，引起日本有關方面強烈反應， 但是日本媒體好象沒有公開報導。

 

 

1971年夏天之後，美國的保釣運動不幸開始鬧分裂，尤其是8月布朗大學的美東討論會後，因為「中國統一」問題未能達成共識，加上北京宣布暫時擱置主權爭議，謀求與美國和日本建交，保釣運動沉滯下來。但是，黃學長並不氣餒，反而要求我們社友加緊工作，計劃着手編輯大型《釣魚台備忘錄》，收集有關釣魚台的資料，從歷史、地理、國際法等方面證明中國擁有列島主權，同時系統地收集和整理各地保釣資料，使這一愛國運動永垂青史。黃學長決心編刊這份《備忘錄》用心良苦，他寫道：「消極的方面來說，我們可以藉《備忘錄》的編訂，為此一運動保留下歷史文獻；積極的方面，《備忘錄》更為政府蒐集完備的資料，以供其對美、對日交涉時的法律依據。退一步來說，萬一釣魚台暫時喪失了，《備忘錄》至少可為我們子孫預留張本，再藉此向侵略者手中索還失土！」這是何等高瞻遠矚的歷史任務！難怪當時就有人公開把《備忘錄》定位為保釣運動「第二項重要的工作」，其重要性相當於上街示威遊行或上書各地政府等行動。

 

 

我深受黃學長的熱誠所感動，樂意成為他的編務助手。由於資料都存放在黃學長家中，我得自動撤銷不去紐約開會的協議，不時乘搭公車穿梭普大與紐約之間。黃學長對我要求甚高，給我的壓力頗大。1972年夏天，保釣運動雖然已經停滯不前，我還得暫時放下普大學位資格考試，為《備忘錄》而忙碌。記得當楊鍾基（京大博士生）和高美慶（史丹福新科博士）兩位新亞同學趁新婚蜜月旅行來普大看我時，我毫不客氣把他們留住好幾日，一同翻譯好幾份日文材料，並參與撰寫 〈日本人……做了些什麼手腳？〉一文，才給他們放行， 共同駕車去東岸哥倫比亞、耶魯、哈佛一帶訪友，順便為保釣後續工作搞串連。

 

很可惜，1974年8月我離開普大，赴緬因州的寶頓學院（Bowdoin College）就職， 翌年回香港中文大學母校任教，與黃學長失去聯絡。雖然1994年來明州默士達學院（Macalester College）任教後，曾努力尋找黃學長，都徒勞無功，惟有默禱他健碩幸福。但是，迄今還未見《備忘錄》面世，豐富的保釣資料不知散落何方，未免惆悵，亦深感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