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恐襲與歐洲文化幼稚夢

繼2015年11月13日巴黎慘案之後，恐怖分子又於今年3月22日襲擊了歐盟首都布魯塞爾，伊斯蘭恐怖威脅的陰影成為歐洲人揮之不去的夢魘。面對恐怖襲擊，歐洲各國一方面上下動員，從治安、政治、財經等層面尋找反恐良策；另一方面，意識形態、宗教、文化等層面的反思也日益深入。今年以來，兩個與伊斯蘭有關的事件引發了廣泛的討論：一是2015年12月31日發生於德國科隆等城的穆斯林移民性侵案，二是3月底時裝品牌商推出的模仿伊斯蘭全身罩袍的女性時裝。

 

第一個事件的討論由著名阿爾及利亞籍法語作家、媒體人達歐德（Kamel Daoud）的一篇評論文章引發。科隆性侵案一個月之後，達歐德針對這一事件在法國《世界報》發表評論，認為伊斯蘭社會對男女關係的扭曲是穆斯林年輕移民在西方自由土地上犯罪的原因之一。同時也指出歐洲在接受難民之後還面臨著嚴峻的整合移民的任務，而對於移民本身來說，更面臨接受民主、自由觀念，融入歐洲社會的問題。達歐德的言論立刻激起了批評聲浪。法國十幾位學術界知識人聯名於2月11日在《世界報》刊文強烈批評達歐德。他們認為達歐德的文章以偏概全，將少量移民犯罪泛化成全伊斯蘭的問題，是典型的反伊斯蘭（Islamophobie）言論。同時也指責他為西方優越性張目，重蹈西方殖民主義企圖改造伊斯蘭文化的覆轍。面對這一道德評判，達歐德本人不堪重負，宣布從今以後不再介入爭論，不再從事記者寫作，潛心文學創作。不過，達歐德本人退出公共空間的表示沒有結束爭論，而相反激起了至今仍然不息的反響。

 

第二件事則是3月30日法國家庭、兒童與女權部長羅希諾（Laurence Rossignol）女士在批評一些服裝品牌推出伊斯蘭罩袍時裝時表示，推出此類時裝「等於鼓動女性監禁自己的身體」。她表示如果有女性願意選擇這樣的服裝，那正如「當年美國有黑奴擁護奴隸制」。同達歐德一樣，羅希諾的立場立刻引來正反兩面的爭論。反對者除了指責羅希諾濫用「黑奴」這個有侮辱色彩的字之外，批評羅希諾不顧女性自身感受，蔑視女性自己選擇衣著的權利。支持者則表示法國部長雖然不應該用「黑奴」這個字眼，但其反對伊斯蘭時裝的立場卻是正確的。 「伊斯蘭時裝」並非中性，其大行其道的後面不僅有重大的商業利益，更是商業利益與伊斯蘭意識形態相結合的產物，有對女性的身體束縛常態化的危險，因此對此現像不能熟視無睹。

 

此兩件事所引起的爭論領域不同，但都圍繞如何對待伊斯蘭文化的共同主題。歐洲如何對待自己的近鄰阿拉伯社會？如何整合二戰後一直源源不停的伊斯蘭世界的移民？如何可以化解基督教與伊斯蘭之間的衝突又不至於失去自我？如何堅守現代普世價值又同時防範極右仇外思潮蔓延？對於這類問題，不僅法國沒有找到有效的答案，整個西方世界也往往束手無策。最近美國大選出現的川普批評「政治正確」的現像也將如何對待伊斯蘭文化的問題提到歷史的前台。

 

二戰以來的歐洲，經歷了長期的和平發展階段。從戰後一直到東西冷戰結束的歷史，是歐洲聯合進程凱歌行進的時代，是共產主義陣營從衰敗走向崩毀的時代。民主的成功與經濟的繁榮也催生出如福山的自由從此戰勝專制，歷史走向終結的樂觀斷言。與此相適應，社會展示出一種宗教寬容和文化自信的氛圍。從法國的情況看，列維—斯特勞斯的文化相對主義深深地影響着法國社會風氣。尊重他者，尊重弱勢，文化無高下，社會重多元等等理念深入人心，不僅成為法國社會共識，也成為現代民主社會價值體系的組成部分。

 

不過，伊斯蘭恐怖襲擊的加劇使得歐洲社會再次反思。伊斯蘭恐怖的蔓延意味着社會整合機制的失敗？與文化教育政策是否有關係？宗教寬容是否走過了頭？文化多元是否出了問題？尊重他者、尊重少數、尊重弱勢的價值取向是否不再適用？伊斯蘭教能否批評？對某些伊斯蘭宗教行為如婦女罩袍是否可以限制？換句話說，伊斯蘭國組織的連續恐怖打擊不僅是對歐洲社會秩序和民眾生命財產的重大威脅，甚至也對歐洲民主立國的價值體系造成了衝擊。這一衝擊打破了社會長期存在的某種文化幼稚夢，精英層正從「歷史終結」的幻覺中驚醒。

 

在關於達歐德的討論中，一個極為簡單同時又是一個至為關鍵的問題即是能否正常討論甚至批評伊斯蘭教，而不被貼上「反伊斯蘭」的標籤？

 

達歐德對伊斯蘭的批評，對伊斯蘭社會男女關係問題上的批評是否中肯可以討論，但如果說任何對伊斯蘭的批評，包括伊斯蘭社會內部知識分子的批評，都被看成是反伊斯蘭的話，這既違背了民主多元的原則又窒息了社會的懷疑和批判精神。民主國家的知識人如果以尊重他者的名義扼殺宗教或世俗專制國家的反對聲音，那豈不等於是暴政的幫兇嗎？對於伊斯蘭教國家的敢言之士來說，他們對伊斯蘭教現存秩序的批評，不僅要受到本國專制與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圍剿​​，還無法獲得民主國家輿論的支持！的確，歐洲的極右政黨也從種族主義或民粹主義立場攻擊伊斯蘭，但因此就不能對伊斯蘭進行正常的批評嗎？文藝復興以來，歐洲正是通過不斷地對基督教的批判，才最終走出宗教一統的牢籠，完成社會的世俗化而進入現代社會的。對宗教的批評和質疑，並非是要消滅宗教，而是要馴服宗教，使其走下神權專制的聖壇，規範於私域，使各種宗教能夠平等相處。既保證不同宗教的自由，又開闢信徒與非信徒的共同公共空間，這是現代國家的世俗性原則，也是現代國家可以包容各種宗教並保護無神論者的自由的不二法門。

 

從這個意義上說，伊斯蘭教要實現現代化，就必須接受現代普世價值的改造，要能夠在歐洲國家站穩腳跟並獲得平等地位，就必須接受世俗性原則。不過回首一下法國有關事例，情況往往並非如此。法國法律禁止一夫多妻制，但卻往往為非洲一些穆斯林國家移民網開一面。上世紀80年代初，法國總統夫人丹妮爾 密特朗曾經不僅為一夫多妻制辯護，甚至為殘忍切除陰蒂行為辯護。現在看，袒護這種明顯違背人性的行為，無異於站在宗教迫害的一邊，漠視愚昧和暴力習俗的受害者，不過在當時卻不缺乏理解者。同此次關於伊斯蘭時裝引起的爭論相比，不僅法國女權部長旗幟鮮明地批判這種做法，一些女權運動分子也紛紛指出，這種時裝的出籠是以商業形式為伊斯蘭罩袍正名。

 

 

歐洲對於伊斯蘭教的批評長期遮遮掩掩，還有一個十分重要的歷史原因。法國、比利時等都是當年非洲的殖民國，經過上世紀去殖民化潮流的沖洗之後，各國對自己的殖民歷史心存歉疚。歷史的包袱阻礙了對現實的客觀評判。以科隆性侵事件為例，難道因為西方歷史上曾經有過殖民行為，​​今天就可以慫恿和袒護伊斯蘭移民性侵德國女性嗎？

 

法國著名哲學家布魯克內（Pascal Bruckner）表示，歐洲尤其是法國人堅信，全世界都恨我們，而我們認為自己罪有應得。從1945年開始，我們一直在為自己醜惡的過去懺悔：宗教裁判、奴隸制、法西斯、共產主義，一個接一個的血腥屠殺。在他看來，正是這種持續的懺悔使得歐洲失去了對抗野蠻的力量。

 

歐洲對自己的歷史的反省是無可爭議的歷史事實，同時也應該是歐洲人引以為傲的文化自覺的體現。如德國對納粹主義的反省之徹底，在當今世界上少有國家可以望其項背。正是這種反省奠定了當今德國民主的堅實基礎，也奠定了德國在歐洲舉足輕重的地位。同時歐洲的極右仇外力量也從來沒有絕跡，歐洲對於殖民歷史的懺悔實質上也起到了對極右力量的有效制約。

 

 

現在再回頭看，歐洲的文化懺悔可能確有矯枉過正之嫌，造成對極端勢力批判不力的後果，但問題的關鍵恐怕並非是懺悔本身。當年列維斯特勞斯在解讀印第安人文化的時候強調文化的特殊性，強調歐洲文化對他者文化的尊重，但他講的文化尊重是站在普世主義的人性基礎上的。面對伊斯蘭極端主義的進攻，與其說放棄懺悔，不如說堅守普世價值更為準確。無論是文化尊重還是宗教寬容，關鍵問題應該是如何處理普世與特殊的關係。在當今全球化持續展開的背景下，在歐洲各種移民社群比肩相處的年代，對特殊的寬容只能是在特殊承認普世的前提下之下的寬容。如果特殊不能容忍普世並且志在窒息普世，繼續寬容就成為姑息暴力的代名詞。對暴力或宣揚暴力的意識形態實行寬容，寬容就會為暴力所剿滅。從這個角度，如何在不放棄文化寬容的同時，成功進行以普世價值為基點的社會整合將是今後歐洲社會面臨的嚴峻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