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試文化何時了?

在香港，很容易聽到家長埋怨孩子功課太多，考試壓力太重。這也許是筆者稱的「筷子文化」（華、韓、日、越）社會共通的特點。人們在不滿考試壓力的同時，卻又無可奈何地（甚至有意識地）努力參與公開考試的競爭。假如考試壓力是一樣負面的東西，如何減少甚至消除考試壓力呢？怪誰？怪考試？怪教師？怪家長？怪大學收生？好像還沒有一個社會有一個有效的答案。香港也一樣，年年抱怨，年年如是。真的就無法突破？

在中國內地，詬病「應試教育」，少說也有30年了，幾乎是一開始開放改革、恢復高考，就開始了。在內地，相對於「應試教育」，是「素質教育」。提倡素質教育經年，但是實際上，往往是「轟轟烈烈素質教育，扎扎實實應試教育」。

2010年，PISA（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成績公布之前，筆者受美國一個機構所託，訪問了不少上海的教師和決策者。發覺上海平常校內的測驗，其模式與PISA差不多——不是測驗「懂得多少」，而是測驗「是否會得應用」。於是問：「那上海的考試壓力，就應該大大減輕了？」答案幾乎是一致的：「不！那是由於校外的統考。那是另外一回事。」統考者，也就是我們說的「公開考試」，在內地，就是初中升高中的「中考」，和高中升大學的「高考」。

校內舞台校外戰場

於是悟出一個道理，校內的學習與校外的統考，是兩個環境，校內的是一個「舞台」，校外的是一個「戰場」；戰場可以影響舞台，舞台卻影響不了戰場。

內地常常把考試稱為「指揮棒」。那是一個很形象的表述：考試考什麼，學生就讀什麼；考試如何考，教師就如何教。在香港，即使公開考試已經經過了許多的演化與改善，死記硬背的元素也已經減到最少，但是中學的高年級，教與學的生活，基本上是被DSE（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籠罩着。教師耿耿於懷地要完成覆蓋考試大綱，學生耿耿於懷地研究考試的策略與技巧，大家都全力以赴，獲得最好的成績。

教師和學生做錯了什麼？沒有！DSE成績決定了學生的升學與就業前途（近年已經是升學為主）。說遠一點，也是社會上升的主要門路。考試這種社會功能，是一時不會改變的，更不是靠教育內部的力量可以改變的。筆者覺得，認識與承認這一點，非常重要。公開考試的社會功能，決定了它的性質：競爭、淘汰、擇優。

這些性質，對學生真正的學習，影響可以有正面的，也可以說負面的。正面的是讓學生有規範的學習方向、內容與標準，再加上我們常說的「良性競爭」，作為勤奮的動力（這些從另一個角度看，也可以認為是負面的），但是負面的影響卻是愈來愈顯著。

因為要甄別，因此要有一定的區分能力（discrimination），要有高分與低分，而且要所有學生按着同樣的內容、同樣的標準來區分。但是學生天生是不一樣的，不只是能力不一樣，而且在不同的能力領域，每個學生的表現會很不一樣。公開考試，為求「公正」，只能是劃一的內容、劃一的試題，假如這位學生的能力優勢不在考試範圍之內，就會被考試淘汰。

近年香港有些大學也招收學術成績不一定頂尖，但是有特殊另類表現的學生（如體育、藝術），或者說有特殊需要（如傷健）的學生，全社會都拍手稱快。不這樣做，就會埋沒了許多學生的潛能，不過目前數量還是很少。

由於公開考試的文憑是一張升學或者就業的入場券，所有學生都要按照規定的課程，做規定動作；即使是學生必須掌握的或者學生自己喜愛的領域，也只能是按照考試的期望，甚至揣摩出題的方向，去設計自己學習的方向與途徑。而教師，也必然要按照考試的要求，來布置自己的教學。這種情況下，學生沒有主動設計自己學習的空間，因此也不會成為真正的主動學習者。

公開考試不斷製造失敗者

近年有機會看到香港中學裏面有不少出色的科學研究和創新，接近大學研究院的水平，但是這些學生，卻並不一定理科考試成績出眾，有些幾乎肯定進不了大學念理科。我們的考試，也許在無意之中，埋沒了許多才能。

更嚴重的是，公開考試在不斷製造失敗者。每一年、每一個科目，總有一大批的學生不及格。從考試的設計來說，要守住底線，基本的學科水平不能失守。雖然說現在是「基準參考」（也就是說，是按絕對標準，而不是按浮動的比例決定及格率；理論上可以100%及格），但是實際上，不及格的學生還是不少。他們什麼都得不到。他們是真的一點東西都沒有學到嗎？他們在其他方面學到的，成長了，有人承認嗎？那種失敗感，是冤枉的，也往往是終身的。是誰給了我們的權，判他們失敗？

有些朋友會說，考試優勝劣敗，自古如此。問題就是世界變了。一則社會變得飄忽了，二則個人的意願也善變了。他們要面對萬花筒一樣的多變的前途，而我們的考試（也牽連到教育），卻偏偏以為可以把年輕人，釘牢在一條狹窄而死板的標尺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