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古今中外，哲學家談到政治，總不能不討論人性，那是因為政治的好壞歸根到底是人的問題。西方對人性的思考，相當長一段時期（整個中世紀所謂「黑暗時代」）受基督教的「原罪」論所籠罩，沒有得到客觀、踏實的探討。直到18世紀，啟蒙時代的思想家才重新關注這個議題，提出不同於基督教觀點的論述。
中西思想家論人性
英國思想家休謨（David Hume）還寫了影響深遠的專著《人性論》（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試圖從人類的思維狀態和運作歷程中理解人性的內涵。（在中國，這類思考，來自先秦諸子學說和印度佛學，歷代思想家都一直討論着。）休謨肯定了人性「為私」一面的客觀存在，他的學生阿當·斯密（Adam Smith）更進一步肯定人類「為私」的心態，把這種心態視為促進社會進步的動力，發展出「利己以利人」的市場經濟學，形成了至今盛行的資本主義道德觀，成為近代民主政治的道德前提。盧梭主要通過《愛彌兒》（Emille） 一書論述他對人性的看法：認為上帝按自己的形像創造人，人性本是善的。因為沒有得到好的教育，在成長過程中不斷受後天環境污染而變成惡。故只要從小給兒童好的教育，即能保持其善，終身鞏固其本善的人格。但從《社會契約論》（The Social Contract）對民主政治的諸多憂慮，反映他對自己所提倡的性善論教育，沒有太大的信心，因而對真正的民主政制並不期待。
中國先秦思想家提出的人性論影響最大的是孟子的性善論，但我認為荀子的性惡論更靠近人性的客觀情況，其思路也更合理、更能解決問題。荀子所說的「性」，就其原始性質而言，並不就是道德上的「惡」，只是跟其他生物一樣的生存欲求。《荀子‧非相》云：「飢而欲食，寒而欲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
荀子論人性
這種與生俱來的欲望就叫做「性」，賢明如大禹，無道如夏桀均有之，本無善惡之辨。但這種欲望一旦擴大，就有變「惡」的危機。欲望的擴大，由「情」所致。「情」是什麼？「性也者，吾所不能為也，然可化也；情也者，非吾所有也，然可為也。注錯（按：同「措」）習俗，所以化性也；幷一而不二，所以成積也。習俗移志，久安移質……」（《荀子‧儒效》）「情」是後天人為的，由習俗所形成；「久安移質」，成為習慣之後便與「性」化為一體，改變了性的本質。「情」既是習俗所成，而「性」的本質為「欲」，若不加節制，縱其所欲，則「性」俱化為惡之「情」了：「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荀子‧性惡》）
但荀子並非純從道德觀點來提倡節欲，而是客觀地考慮到資源的有限無法滿足人類欲望無限膨漲的消耗，提出一種永續的「養欲」思路：「人之情，食欲有芻豢，衣欲有文繡，行欲有輿馬，又欲夫餘財蓄積之富也。然而窮年累世不知不足，是人之情也……於是又節用御欲，收斂蓄藏以繼之也……先王之道，仁義之統……彼固天下之大慮也，將為天下生民之屬長慮顧後而寶萬世也。」（《荀子‧榮辱》）
為了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先王乃「制禮義以分之」，以避免紛爭。這是「各安其位，各守其份」的「小康」道德或原則。荀子認為只要謹守從這種原則所建立的禮義制度，以這種制度的道德前題來教化人類，使其「欲求」的「本性」與後天積習的向善之「情」化合，人類的欲望就可以得到永續性的滿足。荀子這種永續的「養欲」觀點無疑比2,000多年後啟蒙思想家「縱欲」的思路要穩妥、周全和超前；但荀子仍相信宗族政治那一套禮義制度，可以合理地解決人類的分配問題，會對人類欲求有適當的節制，免除紛爭。這是他政治思想滯後的一面。所以，荀子所憂慮的「從性順欲」之負面結果，不但在他生活的時代已成為事實，到今天更衍生到不可救藥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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