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圖片說明：教育學院課程與教學學系惜別宴）
我入職兩年後，便要按規定接受「實授」的考驗了。1981年秋冬之間，一天，院長請我到他辦公室，告知我過不了關，要來年再試，原因是我這兩年沒有發表過學術論文。他又安慰我說：「做些研究吧，應該是不會有問題的。」稍後，見到肇楨，他有點氣憤地告訴我：「今早開會討論同事的實授問題，三人之中，只有你過不了關。這個會除院長外，有三個成員，我是其中之一，其他兩個是誰，我不便說，但你應猜到。會上，我說你在著述、教學以及對學院和社會的貢獻三方面的表現都極佳，已達頂級。但他們說我態度偏頗，把我的評分剔除了。」我沒有追問，聽了便算。
學術論文的「入流」與「不入流」
這兩年我的確沒有做「學術研究」，因為這不是當務之急。那時最急切要做的是：教好書、做好教學實習的安排、協助搞好學院的行政（這是我的「錯」，犯了「一廂情願」病）、提倡課外活動等。而且，在香港教地理教學法，可以做些什麼對香港有意義而西方學報又感興趣的研究？令人難以明白的是，以中文發表的文章，在一所以「中文」為名的大學裏，被視為「次貨」。這兩年，我用中文發表了兩篇自以為還可以一讀的文章（1980年4月13及27日分兩次發表於「新晚報」的《象棋在東西方的演變》和1980年發表於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報」八卷二期的《舍監工作的一些體驗》），但評審委員都視而不見，或認為是不入流的作品。
我有點不開心，但仍然我行我素，繼續做我認為應做的事，例如推廣課外活動，但也作了一些妥協，根據我15年前的碩士論文，「炒了一碟冷飯」，以英文發表了一篇我認為沒有什麼價值、也未必有人感興趣的所謂學術論文。這樣，我的「實授」就在跟着的一年通過了。
90年代初，一天，以研究院院長身份兼任教育學院代院長的譚尚渭把我請到院長室，告知我申請升職一事未獲通過，原因是我的學術論文「未夠數」，勸我多寫一些。尚渭是比我高兩級的拔萃校友，在港大聖約翰學院寄宿時他住我隔壁，他的弟弟尚錦又是我中學的同班同學，因此，跟他談話時，我基本上沒有本着視他為上司的心態。聽了他的勸告之後，我說：「謝謝你的好意，但我希望你明白，我一向都自視為教育工作者，不是學者，所以不太想為了晉升而花時間寫些我認為意義不大的『學術文章』。一旦工作上真有這個需要的話，我肯定是會去做的。」我跟尚渭雖然相識已久，但一向沒有什麼來往。近年因為較多參與母校和校友的活動，每年總有一兩次見面的機會，見面時也有交談。看來他並沒有因我那次出言不遜而介懷。
一年後，我獲選為課程與教學學系的首位主任，職級也跟着提升了。三年任期滿了之後，我便因移民及其他理由而提前退休了。其他理由上文已簡略提及，主要是個人健康狀況欠佳和不滿大學教育政策。這裏想就第二點稍作補充。大學的運作，一向都是比較獨立、超然和民主的。但在美國 Ronald Reagan 和英國 Margaret Thatcher 掌權之後，自1980年代大力推行極度保守的資本主義政策以來，全球都受到了影響，以致世界各地的社會和大學都起了變化：社會貧富愈來愈懸殊，大學很快就從「象牙塔」下滑為「服務站」（金耀基語）。大學自此失去了它的獨立性，處處俯仰由人，既要聽政府的話，也受制於工商界。生活不開心，不如早日離開是非地，「有咁遠走咁遠」。
（圖片：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