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民主政制思想和中國的禪讓政制思想出現在差不多的歷史階段，但民主政制在西方有更多的實踐機會。特別是文藝復興之後，民主政制成為許多民族國家建制模式的主流思想。但西方的思想家並沒有忘記忘記希臘古哲對民主政制的批判。
例如近代民主思想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盧梭（J.J.Rousseau）在其《社會契約論》（或：《政治權利原理》）Du Contrat Social（Ou: Principes du Droit Politique）就對民主政制有許多懷疑與憂慮，並尖銳地指出了它常有的弊端：
這種政府還得要有多少難結合的條件啊！首先要有一個很小的國家，使人民很容易集會，並使每個公民都能容易地認識其他公民。其次，要有淳樸的風尚，以免發生種種煩難事務和棘手的爭論。然後要有地位上與財產上的高度平等，否則權利和權威的平等便無法長期維持。最後，還要很少有或者根本就沒有奢侈，因為奢侈可能是財富的結果，或則是使財富成為必須；它會同時腐蝕富人和窮人，對於前者是以佔有慾來腐蝕，對於後者是以貪婪心來腐蝕；他會把國家出賣給虛弱，出賣給虛榮；它會剝奪掉國家的全體公民，使他們這一些人成為那一些人的奴隸，並使他們全體都成為輿論的奴隸。（引自北京商務印書館何兆武譯盧梭《社會契約論》84-85）
民主政制只適合小國
盧梭的憂慮，正是民主政制常見的問題及造成的禍害。
在盧梭看來，民主政制只適合小國寡民的國家，因為這樣執政者（政府及其官員）和政權者（所有公民）的比例較為平衡，執政者較能體現政權者的意志（全體公民的「公意」）；但人口和土地較大的國家，如美國般的大國，執政者和主權者的人數比例必然會產生巨大的失衡。這樣，執政者客觀上已難以體現公意，並且非常容易讓政客濫用公權力，化公為私。在大國中，雅典式的直接民主是不可能實行的，而代議政制最常見的就是通過政黨政治來推行。盧梭對政黨政治完全沒有信心，甚至持否定的態度：
如果人民能夠充分了解情況並進行討論，公民之間有沒有任何勾結；那從大量的小分歧中總可以產生公意，而討論的結果總會是好的。但當形成了派別的時候⋯⋯每一個集團的意志對它的成員來說就成為公意，而對國家來說則成為個別意志。這時候可以說，投票者的數目已經不再與（公民）人數相等，而只與集團的數目相等。分歧在數量上是減少了，而所得結果卻更缺乏公意。最後，當這些集團中有一個是如此之大，以至於超過其他一切集團的時候，那麼結果你就不再有許多小的分歧的總和，而只有一個唯一的分歧；這時，就不再有公意，而佔優勢的意見便只不過是一種個別的意見。（引自同書頁36）
政黨政治的弊處
這不是許多現代民主國家的情況麼？例如戰後的日本，很長一段時期只有一個自民黨佔盡優勢，而自民黨本質上只代表軍國主義後繼者和家族財閥的意志。美國輪替政權的只有共和及民主兩大黨，他們其實只代表了軍火商或汽車商和猶太金融資本家的意志。在盧梭心目中，政客私見僭替公意是政黨政治不可避免的結果。但政黨政治在近代民主政制中竟然是主要形式，使許多民主國家的公民陷入一個虛假的民主騙局而不自知。因為這些財雄勢大的政黨，不但控制了國家機器，也控制了監督它們的媒體，成為它們宣揚私見或意識形態的工具，於是大部份的公民，就如盧梭所憂慮的，成為「輿論的奴隸」。
奢侈使人淪為物質的奴隸
盧梭對民主政治的另一憂慮是「奢侈」的出現。
這正是近代民主政治的特點之一，甚至可以說是其本性的一個內涵。民主政治與資本主義結合之後，由亞當斯密「自利以利人」的良好願望，發展到今日金融資本家的「唯利是圖」：「鼓勵消費」更成為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公意」。舊產品的「創造性破壞」，新產品的不斷出現與更替，呼應了人類欲望無限膨脹的需求，造成了一個壯觀的「合理浪費」的畫面。這個畫面，卻被許多人看成是人類富裕、進步、文明的象徵。「奢侈」不但合法，而且光榮，因為那是社會進步的動力。但「奢侈」的代價卻比盧梭所憂慮的大得多：不但使公民們把國家出賣給虛榮，使公民變為「輿論的奴隸」，而且會使公民淪為物質的奴隸，耗盡地球整體資源，污染環境，促成全球物種的集體毀滅！
在有歷史記載的2000多年間，民主政制有許多實踐的機會，尤其是18世紀以後的300多年。出於對這種政制缺點的憂慮，啟蒙運動運動的思想家為它加入了「自由」、「平等」、「博愛」等人權或人道理念，在建制上也加入了主權、監督等憲法觀念和相應的人事機制。儘管如此，這位德先生在歷史上和現實中幹出來的，仍然是壞事遠多於好事。
（封面圖片：Wikimedia comm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