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兩周前在深圳舉行的「教育前沿論壇」題目，也代表了帶着歷史觀點看測評與考試發展的淵源與前瞻。
論壇沒有專門的開幕演說，而是台灣新竹清華大學的謝小芩教授與筆者對談。數日前又償願參觀了南京的國家科舉博物館。兩者都加深了筆者對科舉的認識，值得與讀者分享。
今年6月，本欄曾經介紹台灣兩個科舉陳列館──台灣中央研究院語言與文化研究所的陳列館（當年傅斯年所攜），以及台灣新竹清華大學的一個科舉陳列室。這次參觀國家科舉博物館，加上數年前在四川閬中參觀過當地的貢院，一共參觀過4個有關科舉的博覽和陳列。
南京的科舉博覽館在夫子廟裏面，就建在原來的江南貢院遺址對面。江南貢院可以容納二萬多員生同時應考，是當年全國最大的考場（6月本欄提到的一萬多，不確）。這次有機會親歷「號捨」（考場的員生獨立間隔），又有了新的感受。號捨都以《千字文》的文字編號；每「格」有前後高低兩塊橫木板，後面低的作為座椅，前面高的作為書桌；書桌可移動與座椅平放，轉為勉強的睡床。
在清朝，員生在貢院要停留6夜9天，兩整天以後休息一天，「吃、喝、拉、睡」盡在其中。由於考期通常是在初秋，碰上「秋老虎」更是炎熱不堪，完全可以想像「吃得苦中苦」的考驗。此其一。
機制嚴格 舉世無雙
博物館的館藏頗為豐富，雖則仍以明清遺物為主，但也足見科舉前後的演化。而其中一些展品，又糾正了筆者以往的一些誤解。考場嚴謹性超乎想像，員生的衣、帽、鞋、襪都要在入場前除脫檢查。不過，仍然有不少作弊的罪證，其中以鼠毛抄寫的超微字「貓紙」，最為震撼。作弊的懲罰，五花大綁，送官究治；有些朝代可以殺頭。足見作弊的現象，與考試制度孿生。去年ChatGPT面世而引起考試恐慌，也就不足為怪。此其二。
考生完卷以後，有「受卷」（核對身份）、「彌封」（密封考生訊息）、「謄錄」（以硃筆謄抄副本，以隱去考生筆跡；在台灣清華見過硃卷原件）、「對讀」（校對墨卷與硃卷）、「薦卷」（挑選優者，薦給主考官）、「搜落卷」（在未被推薦卷中，尋找可能被遺留的優秀答卷）。
試想，處理二萬多員生的生活與試卷，所費的人力與資源超乎想像。筆者以前曾經認為科舉單靠考試，是最省力省錢的制度，顯然是忽視了為維持這個制度的嚴謹性、權威性、公信力（legitimacy），花費巨量的人力物力，可謂不惜工本。可見在封建皇朝，這是維持統治的重要環節。此其三。
最後的「殿試」在京城舉行，每卷由8位大官分閱，各自按優劣評為「圓（○）、尖（△）、點（、）、直（|）、叉（X）」5個等級。館中有一項藏品，就是8位評卷者意見不一致，未知如何協調。但那以眾數評判取代一人獨評，有點像奧運會的體操評選，不期然覺得有點先進性。雖然皇帝有最後的決定權，但那需要經過前面的評選過程。筆者一直以為員生可以揣摩上意，看來也有點勉強。此其四。
謝教授介紹，明朝時期，由於考取的進士大部分屬於南方（其實是江南），於是為全國各區設下配額。但最後仍以江南為最多，北方、華南依然是少數（前文說大多為北方，乃錯誤）。此其五。
任人唯賢 無出其右
前文提過，孫中山先生認為中國的考試（當時指科舉）是世界上最早最好的制度。的確，中國任人唯賢的科舉制度始於六世紀末，而英國文獻所載，英國向中國學的文官制度始於1854年，前後差了12個世紀。
博物館中還有法國引進中國式文官制度的文獻。這次對談的謝教授，也聽過德國的學者有類似說法。因此博物館中有一種說法，說科舉乃中國四大發明之外的第五項世界性大發明。也不無道理，任人唯賢，打破了安插親信、買賣官爵的陋習，按今天的說法，是「公平、公正、透明」，其影響之深遠，也許超過其他4項發明。
朱永新老師在他的《中國古代教育思想史》（1983）中，還提出了科舉傳承了中華文化。的確，即使是非漢族統治的元、清兩代，科舉依然。
朱老師又提出，科舉產生了世界上第一個「知識分子」社會階層。的確，在西方那是幾百年以後的事。筆者還認為，科舉養成了中國人勤奮好學、擁抱競爭、輕視先天、終身學習等等的文化傳統。
但朱老師同時提出了科舉引起的一些負面影響，其中兩項──知識分子只圖功名利祿，心靈被腐蝕；教育的功能被窄化，誤導了教育的目標、內容和方法（以上皆大意）。
謝教授透露，在清朝，所有參加科舉人數中，進士錄取率是0.000136左右；全國人口中，進士錄取率平均不過0.000005左右，不過，科舉是當時社會流動的唯一途徑，但可望可即，人人皆覺得有機會成功，因此成為全民「魚躍龍門」的希望所繫。
不解其困 何以解困
筆者在前文中還提出，在工業社會頂峰時期出現的現代學校，是營造各級勞動力（人力資源）的機制。崇尚競爭，讀書為主，學校教育也是社會上升的唯一途徑，與科舉的許多特點不謀而合──「唯有讀書高」、「可望可即」、「學歷（功名）掛帥」、「五體不勤，五穀不分」等等。因此在工業時代的華人社會，古代的科舉與現代的測評考試在思路上一貫相同，跨代合流。學校考試，是一種承諾，也就是說，在學校裏一帆風順，保證到了社會上也會一帆風順。因此形成了非常堅固的「應試文化」，這是其他社會所沒有的。
但本文的目的，不止於探討科舉的淵源。若我們仍然處於傳統的工業社會，那沉重的考試壓力就在所難免，也許是時代的需要。就像科舉的時代一樣，只能讓我們的學生忍受考試煎熬，不然難以在金字塔型的社會中立足及上升。然而，社會變了，不再是傳統的工業社會，不再是不變的金字塔型，我們的學生將要面對的，是莫測而多變的社會。在學校裏一帆風順，並不保證將來在社會上也會一帆風順。考試的承諾已經逐漸減退，因此，需要逐漸擺脫科舉的負面影響，才能走出工業社會教育的困境。
這裏說工業社會教育的困境，並非狂言。近20年左右，有聽過哪個社會宣布認真的教育改革？有哪種教育理論曾經脫穎而出？聽過不少國際機構的朋友嘆息：教育停滯了！而另一方面，學生的負面情緒遍布幾乎每一個社會，學生輕生幾乎到處都有。如此大面積的現象，是心理學家能夠解決的嗎？是精神病專家可以解決的嗎？如果不從宏觀的角度，看看全球學生所處的環境和氛圍，如何能夠理解（先不說解決）全球發生的學生困境？
然而，參觀科舉博物館，幾乎全部是讚頌科舉的話語。不怪博物館！在內地聽到的，大都是頌揚科舉的機制，配合今天「培養人才」、「拔尖」的話語。這也許是把政府政策的話語與教育的話語混為一談。這個結不解開，中國如何能夠掙脫舊時代，進入新時代？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