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普生物科技董事長管喬中早前發表一系列文章，疏理中國憲法之父、社會主義思想家張君勱的一生。12月24日（周二）管喬中於香港大學與雲南大學東陸書院院長施惟達教授、資深傳媒人郭一鳴舉行座談會，進一步闡述張君勱在中國和香港歷史上的重要地位。
成為全才 得益於啟蒙教育
管喬中認為，張君勱是一位頗有趣的全才。他曾領頭起草《中華民國憲法》；說服袁世凱接受憲政，卻也領頭聲討袁氏稱帝；既強烈批評國民黨蔣介石集團的專制政治，又立場鮮明地反對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反對唯物史觀，也反對自由主義的西化派；他是新儒家的思想代表，但對復古主義的保守派，努力保持一定距離。張氏更曾來香港擔任新亞書院教職，獲周恩來多次派員說服他回國效力，以及聯合國始創時，支持一眾弱勢成員國而備受尊重。
他為什麼能夠成才？管喬中歸因於張君勱家族的家風淳樸，祖上既是儒醫也經商，張本人也獲得很好的啟蒙教育。12歲時，他考入上海江南製造局廣方言館，每周七天，四天讀英文（包括數、理、化和外國史），三天讀國文。17歲考中秀才，18歲投考震旦學院修拉丁文，後因學費無繼，轉入南京高等學堂，學習不及一年，因參加拒俄愛國運動而被勒令退學，結束了他在國內的求學生涯。
1906年，張君勱被寶山縣選為官費留日生，考入早稻田大學，教授經常引用德國學者的著作，使張氏對他們產生好感和興趣。他在日本求學時結識了梁啟超，並以20歲之姿在梁主編的《新民叢報》發表反對革命主張立憲文章，譯著〈穆勒約翰議院政治論〉，奠定了其一生政治思想的里程碑。
具有現代憲制的專業思考
1911年民國成立後，因為袁世凱對外蒙事件軟弱、屈服沙俄，張君勱著文抨擊袁的內外政策，其後為避開袁迫害而到德國，在柏林大學攻讀博士學位，選修政治與法律。當國內不少學人因袁世凱專權復辟帝制之陰謀，紛紛提出採取聯邦制，張君勱發表〈聯邦十大不可論〉，指出民國成立以來，從西方移植而來的制度，假如不顧條件具備與否，硬要實行的話，結果必然是畫虎不成反類犬。管喬中指出，張君勱的政治主張和思想邏輯，在當時社會環境現實，表現出在尊重國情的前提下，具有現代憲制的專業思考。
一戰結束後，張君勱以梁啟超助手身份參與巴黎和會，前往歐洲考察訪問，然而和會結果使他們大失所望，他選擇再次留在德國攻讀哲學，並曾高度評價由德國自由主義者柏呂斯起草的《魏瑪憲法》。管喬中認為，在民國初期至五四運動前後，張君勱對社會主義各種理論的學習和研究絕對是超越整個知識界和同輩的先驅者。除了參照學習各種流派的理論，他對德國與蘇俄這兩個率先有效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改造的國家，有近距離觀察及置身其中的體會。但他反對階級鬥爭與暴力革命，所以批評列寧主義的思想路線。
1921年10月，張君勱發表一篇題為〈國民政治品格之提高〉的文章，認為「武力政治」與「理性政治」是中華民國國民必須分辨與選擇的大課題。1922年到1923年期間，張君勱以法學家和社會活動家身份應邀參加八團體國是會議，而且受國是會議委託，以美、加、瑞士、德國魏瑪憲法為藍本，草擬《國是會議憲法草案》。張氏主張用國民投票的方式，來決定是否採用這部憲法，體現他對憲政思路真正的執着與堅持。1945年出席聯合國會議，張君勱任聯合國憲章大會組委員，代表中華民國簽署聯合國憲章。1946年，國民黨通過了由張君勱起草，經王寵惠、吳經熊等人修改，並最後由蔣介石刪定的《中華民國憲法》。
中國只能走德國社會主義的道路
談到張氏對社會主義的理解，管喬中指出他認為中國只能走德國社會主義民主黨的道路而非蘇俄之道路，原因在於俄國採取非法律的暴力手段，而德國採取的是法律手段。張君勱認為社會主義的真正理解是「曰社會所有而已」，包括土地與生產機關公有、公共管理、以利益分配與公眾，其精神實質是「尊社會之公益，而抑個人之私利」而已。張君勱堅持認為，它既不是唯物史觀，也不是階級鬥爭的理論，而是一種社會經濟制度。這種制度的特徵有三：一是以全社會各得其所為目的，不以個人謀利為目的；二是實行計劃經濟；三是注意對勞力、資本和土地予以公道的調整，防止貧富兩極分化的發生。
五四時期，社會主義是否適合中國國情，是思想界、知識界爭論比較激烈的問題。張君勱認為，社會主義不僅適合於中國，而且中國實行社會主義比他國更有利。他曾指出：「吾國之大工業，以外資關係，當下手之始，已成集中之勢，故適於社會主義之施行，莫中國若。吾國工人之覺醒與資本主義之發達為同時的，故社會主義運動之成熟，必較他國為早。」他認為「今日之世界，社會革命之世界也，工商業發達，貧富日懸絕，此而不解決，則政治革命未成，而社會革命又起矣。
管喬中推介說，鄭大華所著的《張君勱傳》是一本極難能可貴的傳記作品，他對張氏也給予很高的歷史評價。管喬中總結道，在建設發展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道路上，張君勱先生是一個值得尊重的社會主義者，一個能堅持實事求是科學態度的大思想家和大學者。任何一個理論家、思想家、研究者，不可能是至高無上，十全十美。 但張君勱的社會主義思想，特別是堅持要研究探討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立場、意志、觀念、態度，經過100年的歷史考驗和洗禮，相信有必要重新給予系統性科學研究，肯定其歷史價值及其現在的現實意義。
陳弘毅教授：張君勱憲政實驗帶領中國現代化
與會的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陳弘毅教授是憲法學專家，他認為《基本法》與張君勱起草的《中華民國憲法》，同為中國歷史上的憲政實驗，帶領國家走向現代化。
1982年，正值香港前途談判，中國制定第四部憲法，增加第31條，奠定了建立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同樣地，1920年代北洋政府時期結束，張君勱已希望透過起草新憲法來建立新的中國，但要到二戰結束後，國民政府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才落實制定新的《中華民國憲法》，其間國民黨領導人蔣介石拉攏其他黨派支持，非國民黨籍的張君勱因而在制憲後期發揮了很大作用，至今台灣地區仍然沿用當年制定的法律，以至成立張君勱學會。
陳教授認為，張君勱熟悉儒學，希望將一些永恆的價值，如道德信念融入中國法律之中。他在結合傳統與現代的信念上，有一套比較完整的主張，並加入多個政黨，希望通過參政議政來推動中國走向現代化。陳教授認為自己也受到其影響而開始儒學與法律的研究。
施惟達教授：對國家未來仍充滿信心
談到與共和國同齡的一代人對國家有什麼感受，施惟達教授形容自己自出生起已跟新中國聯繫起來，所謂「長在紅旗下，受黨的教育」，也跟新中國經歷了很多的苦難，如在糧食供應緊張時食雜糧、全民大煉鋼時期把家裏的鍋子捐獻出來，以至文化大革命時上山下鄉。
他認為，從大局着眼，早期國家作出的許多工業化建設，縱使過程十分動盪，但也奠定了改革開放的基礎。1978年中國實施恢復高考制度，他們這一群被稱為「老三屆」的同學能夠走到今天確實不容易，也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日漸深入。歷史證明了文革這條路是有問題的，但中國仍然在不斷探索，他對國家的未來仍是有信心的。
管喬中回應道，他的人生有一半時間在中國，一半時間在香港居住，認為時代給了他們很好的機會和環境，特別感謝雲南大學，即使外語考試成績不太理想也收留了他，所以一直抱着愛國家、愛人民、愛家鄉、愛家庭的宗旨為人。
郭一鳴說，這一代人經歷了30年苦難，懂得珍惜和感恩，更為國家作出了很多傑出貢獻，感到很佩服，尤其是管喬中以文人之身投入科研，在抗疫期間為香港和祖國貢獻良多。
節制資本不代表壓抑經濟活動
管喬中又指出，中國僅僅用了40年時間便跟上西方國家發展了百多年的工業革命成果，得益於社會主義國家的體制。
他也認為要發展市場經濟，沒有資本推動是不行的，合法的經濟活動不應該被限制，也不要節制生產力。但國家近年面臨真正的危機，不能任由一些「敗類」利用市場的漏洞以權謀私，有些企業過度澎脹，「這已完全不是經濟活動」，如百多年前的三民主義已提到節制資本。他指出，如果不節制資本，就有機會發生「資本政變」。所以自胡錦濤時代起，國家為基層和工人做了大量的工作，保障他們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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