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壓力下的內捲化危機

港府財赤連年破千億,恐陷結構性入不敷出。中央加強控制的同時,港府管治水平下降,經濟疲弱,財政惡化,步入「國家政權內捲化」。政府宜重管理效益而非控制權威,善用香港傳統優勢,方能解困。

本月初,政府修訂本財政年度的赤字估算,預計將達1000億元,較今年初估算的481億元高出一倍,財赤水平預料連續3年逾千億。美銀證券發表報告認為,香港政府或已出現結構性的入不敷支情况;若問題持續,財政儲備或者僅能夠支持兩至三年的支出。

早陣子政府還躊躇滿志地開展改革,到現在卻陷入財政危機,不難想像許多發展大計將戛然而止。而且為填補財政缺口,政府亦很可能被迫採取一些緊縮政策,令香港的改革與未來形勢急轉直下。但我們更須正視中央與香港當局在加強對香港社會的控制,以及讓香港融入國家體制與發展大局的同時,香港政府的管治水平卻愈見低下這一事實。與此同時,國家權力的延伸亦帶來了經濟疲弱與財政惡化,似乎陷入了一種內捲化而難以突破。這令人聯想到歷史學者杜贊奇(Prasenjit Duara)提出的「國家政權內捲化」(state involution)概念。

政權對社會的控制確實加強了,但民眾認同及經濟狀况卻未見突破。(Shutterstock)
政權對社會的控制確實加強了,但民眾認同及經濟狀况卻未見突破。(Shutterstock)

加強控制.財政危機.內捲化

筆者去年已經提出,香港的政治與管治表現正朝着「內捲化」的方向前進(見〈香港管治的內捲化〉,2023年9月12日《明報》)。不過在參考過杜贊奇的著作及理論之後,更認識到香港現況與之相似。

儘管「內捲」一詞已成為內地近年流行的網絡用語,意指內部惡性競爭、過度競爭,或逐底競爭的現象,但作為一個人類學術語,「內捲」原本常被用來指亞洲農業社會中長期精耕細作投入大量勞動力,卻沒有實現經濟突破的問題。後來師從著名漢學家孔飛力(Philip A. Kuhn,1933-2016,《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作者)的杜贊奇,在《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至1942年的華北農村》(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中參照該概念,分析中國農村社會發展,並提出了「國家政權內捲化」,以此來說明近代中國國家政權的擴張過程。

所謂「國家政權內捲化」,是指在近代中國,政權的現代化發展卻使國家財政收入與地方的失控同步增長——稅收雖有增加,政府效益卻在遞減,只得依靠各種非正式機構徵稅,造成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壓力和衝突,最後導致國家失去民眾認同及對社會的控制。

當然,現在不是近代,香港也非鄉村,不過自2020年以來,香港特區推行了大規模的行政機構建設,積極擴大政府的行政職能,實現了國家政權的擴張及加強對社會的控制,也是事實。

2019年後香港的制度設計,基本上是為了加強社會控制、促進人心回歸,以及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當中並不存在太多經濟性的考慮,但到今天財政卻日益惡化,實在是始料不及——政權對社會的控制確實加強了,但民眾認同及經濟狀况卻未見突破。只不過,政府權威增強及對社會控制的加強,是否令當局最初深信由上而下推動香港經濟轉軌必定成功,埋下了今天財政危機的伏線,真不得而知。

在今後不斷加大的財政壓力下,難保會有更多社會精英選擇逃避或逃離。(Shutterstock)
在今後不斷加大的財政壓力下,難保會有更多社會精英選擇逃避或逃離。(Shutterstock)

攤款對社會的影響

認識歷史的讀者也知道,由於戰亂及政治等緣故,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國家的財政需求愈來愈大,政府需向鄉村大量徵收臨時性的攤款,因而鄉村領袖經常要替村民墊款。事實上,從中央港澳辦主任夏寶龍今年兩度南下會晤香港商界代表,要求商界以實際行動貢獻香港及國家,並呼籲商界要「倚港興業、以港為家」,要有社會責任、多貢獻,到上月底特區政府動員工商界支持北部都會區發展,85間企業的代表簽署北都意向書,一定程度已帶有上述富中國特色的臨時性攤款及由社會精英墊款的性質。

杜贊奇在《文化、權力與國家》中指出,戰亂、鄉村傳統習慣與國家法律的衝突,尤其是徵收攤款的壓力,令鄉村領袖從擔任國家公職中得到的精神和物質報酬愈來愈少,甚至被拖入財務困境中,於是他們不得不選擇逃避公職,或者乾脆逃離鄉村,不再扮演保護型經紀的角色。

在描述與解釋內捲化現象時,杜贊奇用了「保護型經紀」與「贏利型經紀」這一對概念。「保護型經紀」普遍代表的是社區利益,做事之目的是保護自己社區免遭國家政權侵犯。但如上文所言,在不斷加大的財政壓力下,舊有的社會精英(即保護型經紀)慢慢地遠離國家政權;取而代之的是只求自身利益的「贏利型經紀」,導致國家政權在社會中的威信降低,無法贏得民眾認同,逐漸失去對社會的控制能力。

在今天香港,隨着攤款及墊款開始上演,已經有集團陷入財務困境。在今後不斷加大的財政壓力下,難保會有更多社會精英選擇逃避或逃離。另一方面,政治上,舊有的社會精英已早一步退出了歷史舞台。但假如連傳統經濟精英也一併退出,意味着傳統的保護型經紀全面消失,贏利型經紀抬頭,到時候如果沒有新機制來保護社會並贏得民眾認同的話,內捲現象將不斷惡化,令社會陷入貧困與混亂。

控制與權威的局限

隨着香港政府的財政狀况轉差,當局無疑會將控制慢慢從政治面伸延至經濟面,並設法將香港變成一個更「有為」的地方。然而杜贊奇的理論讓我們了解到,當加強社會控制與財政危機同時發生的時候,可能會導致政府的有效性與合法性皆失的內捲化局面。因此,當局此刻好應着重管理而非控制、重效益而非權威,多了解及善用香港的傳統意識和優勢,否則問題將難以解決。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袁彌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