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再次當選美國總統之後，無論是美國國內還是在全球範圍內，除了特朗普的那些忠誠擁躉之外，可以說是一片悲哀。對許多人來說，特朗普為整個世界帶來了巨大的不確定性，唯一可以確定的反而是特朗普行為的不可預測。這種不可預測造成了全球的恐懼感。
適者生存是硬道理。美國自建國以來的三權（立法、行政和司法）分立和制衡的制度，正在朝着三權合一的方向發展，各派政治力量正在根據這一客觀情況調整自己的定位，美國政治力量正在史無前例地重組。國際層面，無論是歐洲或其他地方，左派（甚至中間）力量的擔憂是顯見的。即使特朗普對國際事務不是那麼感興趣，一個右派的美國政權也會影響並推動世界政治往右轉。況且，歐洲或其他地方，這些年來右派力量也已經累積到了一個轉折點的程度。特朗普新政權的誕生很有可能促成這個轉捩點的實現。經驗地看，各國也已經承認了這個事實，也開始向特朗普新政權做各種符合本國利益的調適。
特朗普革命再起
正因如此，人們有充分的理由把特朗普的再次當選視其為「繼續革命」。特朗普在第一次選舉總統過程中，把選舉運動視為「特朗普革命」，但壯志未酬。在4年的任期內，特朗普並沒有能夠實現其革命的目標。現在，特朗普又回來了。儘管他不那麼談論革命了，但從其言行和計劃來看，他勢必將革命進行到底。此外，再次回歸的特朗普較之第一任更有革命的社會基礎了。
在第一任期（2017至2021年），有些人認為特朗普的「民粹主義」政治使得其贏得了選舉，他欺騙了美國民眾。但是，特朗普又贏了。美國民眾雖然已經認識到了川普的「真面目」，卻依然把他推上了總統的寶座。這對特朗普來說，意義重大。因此，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特朗普「繼續革命」是今後相當長一段時間人們必須接受的事實。不過，應該強調的是，儘管革命不可避免，但這場革命是否會如所期望那樣的成功，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那麼，世界真的需要對特朗普或特朗普革命那麼悲觀嗎？其實不然。適者生存這項原理也同樣適用於特朗普本人。儘管適者生存有很多層含義，但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原則是不要嘗試雞蛋碰石頭，就是說，做事情要順勢而為，而不能逆勢而動。具有豐富商業經驗的特朗普正符合這項特質。
對世界經濟來說，特朗普執政已是既定事實。各國既不能低估特朗普，但也不能陷入如此悲觀的境地。要對未來世界經濟趨勢有理性的判斷，就離不開這裏要討論的三個不能低估。
不能低估特朗普政權對世界貿易體系的衝擊
特朗普再次執政表明，自由貿易已經是過去式了，深度貿易戰變得不可避免。自二戰以來，尤其是冷戰結束之後，美國一直是世界自由貿易的燈塔，那個時候，不談自由貿易被視為是政治不正確。但現在完全倒過來了，討論自由貿易變成了政治不正確。特朗普第一任期發起對華貿易戰時擔任美國貿易代表的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著書立說，出版了《沒有自由貿易那回事》（No Trade Is Free）一書。現在特朗普再次邀請萊特希澤回來當貿易代表。萊特希澤書中內容主要針對中國。但是，針對中國主要原因是因為中美之間的貿易逆差尤其突出，特朗普需要解決這個問題。如今，特朗普貿易戰針對的不僅是中國，而是全世界，包括美國的盟友。
歷史地看，自由貿易一直是強者的話語。美國也不是從一開始就提倡自由貿易的。當英國引領世界工業化浪潮的時候，美國實行的是貿易保護主義，即漢彌爾頓的重商主義。當英國人向歐洲其他國家推銷自由貿易學說（主要是亞當 · 斯密的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時候，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不相信這套，他研究德國如何向美國的重商主義學習來保護民族工業，使得德國免於英國自由貿易之害。今天，具有豐富重商主義認知和經驗的美國再次走上了重商主義道路，是重商主義2.0版。
美國重新走上重商主義道路，是由於國內日益惡化的經濟狀況決定的。自列根革命以來，儘管美國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自由貿易政策為美國創造了巨量的財富，但從根本上動搖了美國傳統社會和政治的基礎。所以美國採取貿易保護主義來保護自身利益。第一，保護原有產業基礎。自由貿易導致了美國的去工業化。美國大量的產業（無論是傳統產業或現代高科技產業）隨着金融資本流失到世界各國。產業是美國勞動者的基礎，也是中產階級的基礎。產業的流失顯示勞動者和中產階級失去了經濟基礎。就業、稅收、中產階級規模等都深受負面影響，需要採取貿易保護主義政策。
第二，保護新興產業。自二戰以來，美國主導各領域產業發展，沒有人可以挑戰美國。日本、德國和法國曾經在一些領域趕上美國，被美國視為競爭對手，因此都被美國打壓下去。今天，在一些領域，尤其是新能源領域，美國認為中國已經佔據了領先地位。因此，美國要揮舞「貿易大棒」來打壓中國。儘管新能源產業發展與世界解決氣候問題的主流相向而行，但美國不會理會這個。從產業發展來說，美國不會自願把新能源這個領域拱手讓給中國，歐洲也是如此。第三，美國要牢牢掌握第四次工業革命的主導權。美國不會把這一領域的新技術流失到其他國家，尤其是被美國視為競爭者的中國。這也需要美國採用貿易保護主義。
因此，可以預見，在經貿領域，特朗普的美國優先將表現為兩個相反的特徵。在內部，美國進入原始資本主義2.0版。特朗普革命的目標是放鬆對資本的規制，大力發展第四次工業革命所需的技術和基於科技之上的新產業。在外部，美國進入重商主義2.0版，體現為經濟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這兩個趨勢是確定的。如果這兩個目標能夠同時實現，那麼特朗普大概可以實現「使美國再次偉大」的大目標。而正如第一任總統任期時所表現的那樣，特朗普所用的手段和工具也是確定的，包括使用退群、弱化和破壞現存國際貿易體系和高關稅等手段。直到今天，許多人仍然在說不確定性，但這種不確定性實際上來自自身的僥倖心理，而非特朗普手段和工具的模糊性所導致。
不能低估全球資本再全球化的能力
那麼，特朗普是否意味着世界貿易體系的末日呢？答案是否定的。儘管這裏的因素很多，但關鍵因素有兩個，即資本和中國。就資本來說，人們絕對不要低估全球資本再全球化的能力。
人們需要理解資本與全球化的關係。簡單地說，全球化是資本在全球流動的產物，資本連同技術和人才在全球的流通構成了全球化。全球化需要資本的流動顯示計劃經濟已與全球化無緣，因為計劃經濟僅針對國內，禁止資本在全球的流動。同樣，規制經濟也影響資本的全球化，因為過多的規制限制了資本在全球的流動。1980年代之後，美國列根革命和英國戴卓爾革命之所以能夠觸發新一波全球化就是因為減稅和放鬆金融管制，讓資本在全球流動。
現在的問題在於：特朗普是否能夠如其所願來支配美國資本？歷史地看，在資本主義國家，在資本與政治較量過程中，最終勝利方在資本，而非政治。只要美國還是資本主義國家，特朗普很難期望資本如其所願那樣來達到目標。
實際上，特朗普對資本的期待有很多矛盾的地方。作為資本的代理人，尤其是高科技資本的代理人，如同列根政府，特朗普希望透過賦權資本的方法來實現其目標。賦權資本就要低稅政策。特朗普甚至表示，要用高關稅來取代所得稅。但另一方面，特朗普又要規制資本，規定資本的去向，希望美國資本留在國內，創造就業和稅。但實際上，這兩個目標很難實現。就高關稅來說，美國政府的收入絕大部分來自直接稅，而非關稅。高關稅能否解決美國的問題本身就是一個大問題。並且，高關稅影響美國企業的供應鏈和產業鏈，美國企業還沒準備好。特朗普很難推動美國再工業化，尤其是一般商品的生產。美國已經失去了這些能力，不是一時三刻就能再生這種能力。同樣，美國高關稅必然導致高通膨，老百姓也沒有準備好。拜登時期的經驗就已經證明了這一點。美國許多經濟學家也一直在強調，高關稅不僅解決不了美國的問題，更可能導致情況的惡化。
因此，儘管特朗普一上台依然會揮動關稅大棒，但最終不得不做些妥協。對美國資本來說，在強大的政治壓力面前，需要平衡國際和國內的需要，但不會完全聽從特朗普，特朗普也沒有能力完全限制資本。政治和資本最終會趨向於一個妥協。這種情況和拜登時期的方法沒有實質變化。特朗普更有可能容許外國資本進入美國設廠，創造就業和貢獻稅收。特朗普甚至表示過，要讓中國的汽車商到美國設廠。這個想法並非沒有道理。特朗普本人關注的是在美國的產業。此前，日本的汽車商也是透過去美國設廠的辦法來解決問題的。不過，特朗普的這個想法能否實現則是另一件事。
不能低估中國開放政策 重塑世界貿易體系的能力
更重要的是不要低估中國的開放政策重塑世界貿易體系的能力。中國的開放政策有幾個重要部分組成。
第一，中國對開放的高度政治承諾。自特朗普在第一任期發起中美貿易戰以來，中國在各種國際場合聲明繼續推動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的政治承諾。在美國搞逆全球化、反全球化的時候，這種政治承諾對國際社會非常重要。中國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是有能力推動全球化的。事實上，西方也不得不承認，中國正以自己的方式推動全球化。
第二，雙邊自由貿易協定。中國已經和29個國家和地區簽署了自由貿易協定。
第三，在自由貿易領域，實踐包容性多邊主義。美國和中國都在實踐多邊主義，但美國實踐的是排他性多邊主義，主要是排擠中國等一些被美國視為是競爭者甚至敵人的國家和地區。儘管這也是一種多邊主義，但這種多邊主義呈現為團團夥，和全球化背道而馳。相反，中國實踐的則是包容性多邊主義。中國是在商言商，不搞意識形態，不搞文明對立，多邊貿易機制向所有國家開放。包容性多邊主義儘管也呈現為區域性或局部性，但和全球化相向而行。
第四，實踐「走出去」政策。中國早已經是資本過剩經濟體。如同西方資本，中國資本也要在全球流動。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和亞洲基礎設施開發銀行等都是這方面的表現。事實上，如同先發國家，中國經濟發展到今天，也已經到了要建構跨國公司的階段了。可以看到，近年來，中國企業加速出海。美國的地緣政治戰略也倒逼中國資本出海。儘管中國資本在海外也會遭遇困難，但這個大趨勢已經無法阻擋。
第五，更重要的是近年來中國開始實踐的單邊開放政策。中國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單一市場。中國市場的開放是中國提供給世界的最重要的國際公共品。迄今為止，中國對愈來愈多的國家實施簽證免簽政策，有效撬動了旅遊業的發展。中國已經採取了包括允許外資在一些主要城市設立全外資企業、外資製造業准入、電信開放等措施。二十屆三中全會公報把「單邊開放」寫入文件。在2024年中國─東協峰會上，李強總理宣布，中國願意和東協討論和協商單邊開放政策；在中國上海進口博覽會上，李強總理再次強調了單邊開放政策。
在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際，對中國來說，需要思考如何把上述政策系統化，如何系統重塑一個包容性國際貿易體系。這需要一個大格局的策略思維。這個策略至少包括幾個要素。第一，要在最大程度上發揮資本的力量，尤其是民營資本的力量，因為民營資本較之國有資本更能國際化。第二，發揮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角色。第三，借力國際資本。第四，堅定不移地實踐包容性多邊自由貿易體系，不搞排他性貿易體系。即使美國排擠中國，中國也不要排擠美國。
原刊於「大灣區評論」微信平台，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