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巴黎經歷了兩起慘烈血案，一起是年初1月7日《查理週刊》編輯部遭恐怖襲擊，導致12死11傷。另一起是年末11月13日的伊斯蘭國組織對巴黎空前慘烈的自殺恐怖案，130人死於非命。這兩起慘案均對法國社會產生了強大震撼，但從規模、手法和性質上，兩次慘案又有着很大的區別。《查理週刊》恐怖案的對象是法國的自由媒體，打擊的目標直指以言論自由為核心的現代民主價值系統。年末的自殺式恐怖案由伊斯蘭國激進組織策動，慘烈程度空前，目標指向體育場、音樂廳、咖啡店、餐館這類日常生活場地，襲擊對象不分年齡、性別、族群、職業。如果一定要尋找這一恐怖打擊的象徵性意圖的話，那只能說其針對的是整個現代西方的生活方式。此案之後，法國反恐空前動員，一方面實施緊急狀態；一方面積極籌備修憲，試圖為打擊恐怖活動提供進一步的法律手段。
法國一直不乏關於反恐的研究和討論，但是，一年之內兩次大的恐怖襲擊卻使得輿論對反恐話題空前關注。早在當年6月，法國總理瓦爾斯就將反恐行動定性為文明戰爭。不過瓦爾斯的文明戰爭的文明是單數，因而並非是亨廷頓文明衝突意義上的戰爭。瓦爾斯認為，伊斯蘭恐怖分子對法國的襲擊是文明之戰，是價值之戰，是文明反對野蠻之戰，是維護人道主義價值或曰普世價值的戰爭。瓦爾斯從執政者的角度出發，將反恐的基礎置於普世價值之上，為反恐行動建立了道德制高點。不過，作為一個執政左翼的總理，在文化相對主義仍然大行其道的法國，這意味着一個十分微妙的轉變。
有效的反恐行動不僅需要加強警力、完善法制，更需要有的放矢，對症下藥，對恐怖活動的成因、土壤、機制等有清晰的瞭解。伊斯蘭國組織崛起及其對歐洲本土的衝擊既牽涉到在全球化衝擊下的國際政治變遷，宗教力量消長，經濟發展重組等大環境，也涉及到歐洲國家內部的內外政策、社會衝突、族群認同、教育體制等因素。恐怖主義的威脅，迫使全社會深刻反思：伊斯蘭恐怖主義何以能夠興起並迅猛蔓延？法國為什麼會成為恐怖分子攻擊的首選之地？恐怖組織伊斯蘭國為什麼能夠對包括土生土長在內的部分法國年輕人具有吸引力？
衝突的根由
一般說來，對上述問題的較為傳統的解答可分為三個層次。第一是所謂文明衝突論。法國少有如美國總統競選人川普明確地將伊斯蘭恐怖主義針對西方的暴力行動，看作是伊斯蘭文明同歐洲基督教文明歷史衝突的延續。同時，也少有公開認同亨廷頓文明衝突論的正統學者。不過，毫無疑問，文化衝突論在法國仍然是有潛在市場的，以伊斯蘭為旗幟的恐怖活動更加劇了這一現象。
第二個層次則是對於歐洲及法國國際戰略及其後果的檢討。鑒於歐洲近代殖民主義的歷史，歐洲人在反思與外部關係時一直比較自省。他們即使不認為今天伊斯蘭激進勢力對歐洲的恐怖襲擊是對當年殖民歷史的復仇，也傾向於認為這種攻擊行動是和歐洲及法國對阿拉伯國家的地緣戰略以及軍事行動分不開的。此一論斷追根溯源，站在因果關係鏈條上推論恐怖行為的起因，可以稱作一種冤冤相報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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