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新加坡前駐聯合國大使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是李光耀最重用的新加坡外交官之一，在《見證亞洲世紀》這本發人深省的回憶錄中，馬凱碩回顧了新加坡從貧困的殖民地轉變為亞洲強國的歷程，並生動地記述了他的生命軌跡，從多民族社區的貧困童年，一路走向輝煌的外交生涯。這段旅程從新加坡、柬埔寨、澳洲、馬來西亞到美國，並進入聯合國，甚至成為安理會主席。新加坡前外長楊榮文讚揚馬凱碩看待中國的非華人觀點，迥異於西方普遍認為中國對世界和平與穩定帶來某種威脅的看法，其對全球政治中原始權力所扮演角色的分析發人深省。本社獲天下文化授權節錄部分章節如下，以饗讀者。（文章標題及段落標題為編輯擬）
一切都要怪該死的英國人。
在毫不費力地殖民印度次大陸一個多世紀後，英國人在1947年徹底搞砸了他們的撤離。把英屬印度分割成穆斯林佔多數的巴基斯坦和印度教徒佔多數的印度，引發了一場大規模移民，其中，穆斯林逃離印度前往巴基斯坦，印度教徒和錫克教徒則逃離巴基斯坦前往印度。這些出逃伴隨着騷亂和可怕的社群暴力，導致一波大殺戮浪潮。多達1800萬人流離失所，200、300萬人在試圖逃離巴基斯坦和印度時死亡。我母親原本很可能是其中之一。
做為一名年輕的印度教女性，她於1925年8月8日出生於信德省（Sind）的海德拉巴（Hyderabad），並在那裏長大。印巴分治時，她22歲。像許多印度教徒一樣，她不得不逃離巴基斯坦。
出生在新加坡 純屬偶然
1948年8月，她僥倖逃出巴基斯坦後，首先來到孟買（Mumbai；當時被稱為Bombay），因為她在那裏有很多親戚。在這些親戚的協助安排下，她搭船於1948年1月前往新加坡，因為當時我父親已經搬回那裏，這就是為什麼我在新加坡被孕育，並於1948年10月在那裏出生。因此，我出生在新加坡純屬偶然。我原本很可能出生於大英帝國的任何角落，而1948年的大英帝國可是一個日不落帝國。
隨着1940年代印度次大陸獨立的日子接近，以及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間的衝突愈演愈烈（部分原因是英國分而治之的政策），我在信德的印度教族人紛紛逃離海德拉巴和喀拉蚩（Karachi），因為他們在那裏是身處險境的少數族群。屠殺在分治前就已經開始，我的親戚四散逃往全球各地尋求安居樂業也就不足為奇了。
關於信德人有個鮮為人知的事實是，他們非常有創業精神。1947年，印度教信德人開始逃離巴基斯坦前往世界各個角落（通常是信德商人從19世紀末以來就已開始經商的城市），而且令人驚訝的是，他們在許多不同的環境中都能獲得成功。我可以很有自信地這麼說，是因為我的堂兄弟姊妹遍布世界各地：南美的蓋亞那（Guyana）和蘇利南（Suriname）、非洲的奈及利亞和迦納（Ghana）、東亞的香港和東京，當然還有孟買和加爾各答（Calcutta）。我很可能出生在這些地方當中的任何一個。
我人生的第一個好運就是出生在新加坡。我非常確信，如果我沒有出生在新加坡，就不會擁有現在所享有的生活。導致我出生在新加坡的偶然事件，是我父親莫罕達斯．馬布巴尼（Mohandas Mahbubani）在1920年出生後不久就成為孤兒。他是由姊姊們撫養長大，但因為她們有自己的小孩，無法分出時間來照顧他。這就是為什麼他的姊姊們在他13歲時就把他從信德送到「狂野西部」的新加坡，讓他在那裏一家信德人的紡織店當苦工。結果，我父親在新加坡長大，成為一個無人管教的青少年。無可避免地，他養成許多壞習慣。他開始抽菸、喝酒、賭博。在這麼差的先天條件下，他最終過着坎坷的生活。我在成年後才發現這些事實。因此，儘管我和我的姊妹們在年輕時討厭（有時甚至憎恨）我們的父親，但了解生活對他很不容易後，我開始原諒他。
我父親的生活肯定也受到東南亞的動盪影響。幸運的是，他在二戰爆發前離開了新加坡，因此沒有在1942年到1945年期間生活在日本嚴酷的占領下。他返回信德與親戚住在一起。當時，他的親戚按照傳統印度教信德族的習俗安排了他與我母親的婚姻。我母親並不知道她要嫁給一個已經養成許多自我毀滅習慣的年輕人。
沒有幫助的動盪生活
我母親在一個穩定而保守的家庭長大，完全沒料到與我父親結婚後等着她的是動盪的生活。來到新加坡後，她就遠離了兄弟姊妹的支持。儘管她在我們成長的過程中經歷了許多動盪，但她沒有可以求助的近親。
我們很窮。我第一次意識到這一點是我6歲那年，剛入學的我被安排加入一個特殊供食計劃。所有小學一年級男生在進入塞拉雅學校（Seraya School）時都要量體重，我們當中有大約十幾個人被認為體重過輕。課間休息時，我們會在校長室集合，那裏有一大桶牛奶和一只杓子在等着我們。我們每個人都用那只杓子喝牛奶，快樂地分享彼此的細菌，無意中增強了我們的免疫系統。體重過輕顯然不是一種好狀態，但我很幸運在6歲時還活着。
我們的貧窮是父親無法長期維持工作的直接結果。有些時候，他的壞習慣會成為阻礙，尤其是酗酒和賭博。他還會變得暴力，酗酒後會打架。
雖然我父親經常捲入暴力事件，他在家裏並不暴力。如果他生氣，他會把氣發洩在物品上，而不是人。我和我的3個姊妹都清楚記得一件事。對印度教家庭來說，一年中最重要的節慶（類似聖誕節）是排燈節（Diwali）。那是我們打掃房子、買新衣服、吃很多甜食的時候。有一年，排燈節即將到來，而父親賺了許多錢，所以他買了很多新衣服給我們。他甚至買了一台肯定有5英尺寬的大電視機。
遺憾的是，他在排燈節前夕又捲入一場慣常的酒後爭吵，並且生着氣回家。他在酒後的怒氣下，把買給我們的新衣服全拿走，還把電視機搬出門外。他把所有新買的奢侈品堆放在家門前，點燃它們，製造出熊熊的大火堆，吸引了整個鄰里的注意。
我父親會欠債主要是因為賭博，尤其是賽馬。愚蠢的是，他會拿到錢（以他僱主的名義收來的）就用來賭博，希望能立即發大財。但他從未發財過。他花掉公司的錢，並因此失去工作，一個又一個的信德人僱主因為損失金錢而解僱他。儘管如此，那些信德人雇主還是很友善和慷慨：他們只是解雇他。我父親犯下的一個大錯是接受一家受人推崇的英國公司──中國工程（China Engineers）──的工作。剛開始一切很順利。他從這家生意更興隆的英國公司賺到了更多錢。然後無可避免的事情發生了。他賭輸了他代表公司收取的一些錢。
英國人就是英國人，一切照規矩來，他們向警察報告了這起盜竊事件，警察逮捕了我父親。1962年10月30日，也就是我14歲生日過後6天，他因為刑事背信罪被判處9個月監禁，被關進英國人1847年建造的歐南監獄（Outram Prison）。
父親入獄時，我母親勇敢地前往政府法律援助局（Legal Aid Bureau；成立於幾年前，也就是1958年），提出與我父親合法分居的法律程序。這肯定需要很大的勇氣，因為她沒有法律經驗，也沒有了解這類知識的朋友來幫助她。幸運的是，她在蘇利南和蓋亞那的兄弟生意興隆，在我父親身無分文時寄錢來維持我們的生活。不過，我母親在新加坡沒有親戚可以協助她處理實際的日常事務或提供心理支持。因此，在我14歲那年，我成了家裏第二年長的成人。我陪着媽媽到法律援助局領取分居文件。
結果證明合法分居是一件幸事。我父親出獄後租了一個房間，賺的錢只夠維持自己的生計。我們靠國家的福利金以及我母親在蓋亞那和蘇利南的兄弟寄來的支票才得以生活。
貧窮街坊裏的例外
我的家人和我們的馬來人鄰居所經歷過的貧困生活，為我們帶來許多挑戰，並在許多方面阻礙了我們。它阻礙我的姊妹們接受充分的教育。我們所有的馬來人鄰居也都在中學畢業前輟學。
我相信孫合記和我是我們奧南路那一區唯二最終考上大學的孩子。為什麼我們是這些貧窮街坊裏的例外？當時上大學並不被認為是許多職業必要、甚至有用的準備。我們兩人都有堅強的母親來保護和養育我們。我們都在童年時偶然發現如切公共圖書館（Joo Chiat Public Library），並從小就成為飢渴的讀者。事實上，我們童年的同伴都嘲笑孫合記和我花在閱讀上的時間。
雖然這些個人因素很重要，但也有更大的國家力量在運作。如果孫合記和我在英國殖民地之一長大，而這個殖民地變成一個落後或失敗的第三世界國家，我們就無法完成學業。我們小時候不知道的是，新加坡奇蹟般地開始擁有相對良好的治理（以第三世界的標準來看），這創造了一個有利的生態系，使我們得以成長和發展。從6歲時每天在校長室喝牛奶，到訓練有素的老師總是在乾淨有序的教室裏迎接我們、身為貧困學生的我不斷收到助學金，以及1967年高中畢業後獲得的總統獎學金，我的生活因為置身良性發展的國家環境而獲得改善。
回顧我的童年，我可以清楚看到一個治理良好的國家如何影響了我的生活。由於我父母的幾個兄弟姊妹在1947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後分散到世界各地，我能夠把我的成長和發展與蓋亞那和蘇利南、奈及利亞和迦納、孟買和加爾各答、香港和日本的許多堂表兄弟姊妹做比較。因為我父親入不敷出，與我所有堂表兄弟姊妹比起來，我的家庭顯然是最貧窮的，而他們的父母有些還成為百萬富翁。但除了我在蘇利南的兩個表兄弟（他們的父親賈馬特．基爾帕拉尼［Jhamat Kirpalani］不管以什麼標準衡量，在商業上都十分出色），我的表兄弟中沒有一個人完成大學教育。
因此，新加坡在我得以擺脫貧困並享受豐富的外交和學習生活上，扮演了關鍵的角色。
新書簡介：
書名：《見證亞洲世紀：馬凱碩回憶錄》（Living the Asian Century: An Undiplomatic Memoir）
作者：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
譯者：吳國卿（資深新聞從業人員）
出版社：天下文化
出版日期：2024年10月
作者介紹：
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研究所傑出研究員。曾任新加坡駐聯合國大使、聯合國安理會主席、新加坡外交部常任祕書。從事外交工作長達33年（1971-2004），並於200年卸下外交官職務後，從事學術研究迄今。經常應邀在世界各國發表演講和文章，曾並在許多知名刊物發表文章，如《外交政策》、《金融時報》、《紐約時報》等。著作包括《中國贏了嗎？》（Has China Won?）、《亞洲的21世紀》（The Asian 21st Century）等。
2005年9月獲《外交政策》和《前景》推選為世界上100名最有權威的公共知識分子。2009年3月被《金融時報》列為關於資本主義未來的辨論中最具影響力的50位人物。2010年與2011年《外交政策》推舉為全球頂級思想家。2011年被稱為亞洲世紀的沉思者。2014年被《前景》選為50位世界級思想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