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改革開放為什麼史無前例？

眾所周知，中國自1970年代末改革開放以來的40多年變遷，已經被公認為一個非常驚人的現象。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從1978年的1500億美元增加至2023年的17.8萬億美元，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就人均GDP而言，中國從1973年與埃塞俄比亞和馬里等國相當的157美元，躍升至2023年的12614美元，增長了80倍。如今，這一數字已超過印度、泰國等國家（註1）。在上海、北京和深圳等一線城市（註2），人均GDP約為27000美元，在世界銀行的標準裏可被視為高收入經濟體。

中國改革開放後高速發展

如果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的GDP為35萬億美元，是世界上最大的國家。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的進出口總額從1977年的147億美元增長到2022年的6.9萬億美元（註3），增長了467倍。目前，中國是世界上120多個國家的第一大貿易國（註4）。2001年，《財富》世界500強中的中國企業只有12家。到2023年，該數目變成了142家。相比之下，2023年136家美國公司進入了《財富》世界500強（註5）。

我可以引用更多數據，不過，趨勢非常明顯。過去40年間，中國經歷了驚人的經濟增長和社會變革。很多人都曾經強調過這一點，包括我自己在前兩本書《中國戰略》（The China Strategy，2010年）和China’s Disruptors（中信出版社中譯本名為《創業家精神》，2015年）中。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學者約翰─范弗里特（John Van Fleet）將這一現象稱為「史無前例」（“first time in history”）。這樣的叫法會不會有點過分？

歷史上一些國家或地區也曾經在某些時期經歷過GDP的高速增長，如工業革命時期的英國、二戰後的美國和日本侵華前10年的中國。但中國過去40年的增長和轉型卻是比這些階段更加複雜和獨特的。中國的幅員遼闊、國情複雜，任何重大的轉型都是艱巨的挑戰，會牽涉到多個並行的變革。1978年文革結束時，中國經濟只有國有資本。所有企業都是國有的，每個企業都作為一個單位在嚴格的等級制度中經營。他們圍繞既定的目標運行，沒有太大動力去持續提升產量或品質，效率較低。國家似乎失去了方向和動力。

在龐大而複雜的體系内嘗試

20世紀70年代末，復出的鄧小平宣布中國需要開始進行改革開放。之前，他花了十多年時間來思考中國需要進行什麽改變。他得出的結論是，中國需要利用非國有資本和外國資本來補充國有資本體系。因此，「改革」指的是接納非國有資本，而「開放」指的是接納外國資本。

鄧小平的戰略開始了一場迄今為止世界上從未有過的試驗，特別是對中國這樣一個龐大而複雜的體系。

最初鄧小平僅有一個想法，但他沒有詳細的規劃與藍圖。他將這個實驗稱為「摸着石頭過河」。這並非他不知道最終的目的地在哪裏或者結果會是什麼，但中間的步驟和過程卻涉及著大量的實驗、學習和適應。

自1990年代以來，隨着這些國家的發展，數十億中國人和印度人進入全球勞動力市場，這從根本上改變了許多跨國公司對資源配置的策略。許多企業開始將製造業轉移至中國，以便利用其較低的成本（以及巨大的市場潛力），同時也將軟件開發業務轉移至印度，以降低開發成本。

在西方，這通常被稱為「離岸外包」（outsourcing）。

中國在各方面取得進步

自1993年初，我開始在波士頓諮詢公司（Boston Consulting Group）上海辦公室進行戰略咨詢工作以來，我親身經歷了這一增長浪潮。許多西方公司尋求我們的服務，希望我們幫助他們規劃在中國的戰略布局，包括將中國作為採購基地、對中國市場進行開拓，亦或兩者兼有。

隨着外國公司對中國的深入研究，中國企業也開始探索更有效的組織架構和尋找更佳的增長方式。那時，大多數民營企業仍處於成長初期，它們在尋找增長機遇並努力提升內部管理與治理能力。同時，國有企業開始重新評估自己在新競爭環境中的競爭力。中國政府亦在探索更有效的法規和政策來應對不斷變化的環境。在這一過程中，無論是企業還是政府層面，都進行了大量的探索和案例分析，經常以國際最佳實踐為標竿。

在這40年中，中國的轉變不僅僅關乎GDP的增長。到2020年，中國已經根據世界銀行的定義正式消除了絕對貧困，幫助大約8億人擺脫了貧困（註6）。中國的識字率從1949年的20%提升到了2022年的大約97%（註7）。其平均預期壽命從1949年的35歲增長到了2022年的79歲（註8）。18歲中國男性的平均身高從1950年代的約165厘米增長到了2023年的175厘米（註9）。2024年，中國人均蛋白質攝入量已超過美國人的水準。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到2020年，中國已經根據世界銀行的定義正式消除了絕對貧困，幫助大約8億人擺脫了貧困。（Shutterstock）

改革開放的獨特之處

正如之前所說，人類歷史上可能還有其他時期的經濟增長迅速。然而，在我看來，一些獨特的原因使得中國過去40年的增長脫穎而出，這可以歸因於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當然是中國的龐大規模和複雜性。擁有14億人口和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中國不僅地域廣闊，而且亦是一個複雜且多樣性極高的國家。

第二，是政治和經濟意識形態需要進行根本性調整。在中國成立的最初30年裏，集體主義是主導思想。然而，改革開放則引入了市場經濟原則，採取了包括國有、民營及外資等多元化的企業所有制形式的複合策略而且成之有效，這就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過，這種複合策略因其複雜性和動態性，因此治理的困難度亦有所提高。在中國這樣一個龐大且複雜的系統中，在任何時間均能找到恰當的平衡點始終是一項極具挑戰的任務。不過，方向是正確的。

第三，是全球化以及中國在這一進程中的深入參與。自1990年代初以來的近30年間，全球化的程度顯著增長。曾領導麥肯錫諮詢公司亞洲業務的大前研一（Kenichi Ohmae）可能是第一個指出在商業層面全球化這一觀點的人。他在1990年出版《無國界的世界》（The Borderless World）一書中已經作出了全球化的論述。我在那段時間曾經在大前先生的項目上擔任過項目經理，對他在全球化方面的前沿想法有着深刻的印象。美國著名記者湯馬斯·佛里曼（Thomas Friedman）在2005年的書《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進一步強調了這一觀點。在全球化浪潮之下，商品跨境流動的規模在人類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作為世界的「世界工廠」，中國處於了全球化進程的核心。跨境投資也日趨顯著，尤其是大量的外資直接流入中國，這種國際聯通性是史無前例的。

第四是變革的本質和特性。中國從一個對環境和其他因素關注較少的勞動密集製造體系，演變成為一個生產高度複雜產品的龐大製造體系，同時非常重視環境保護和改善並在這些方面作出了不少的貢獻。製造業從主要依靠手工操作轉變為今天的高度自動化和機器人驅動。在20年前，中國的模仿者形象廣為人知，而現在則被普遍視為一個創新的國家。《經濟學人》甚至將中國稱為「科學超級強國」（ScienceSuperpower）。就算在10年前，這樣的做法是不可思議的。

此外，中國已成為國內外公司研發實驗室的首選地點。雖然中國品牌曾被視為低品質且無法與外國品牌競爭，如今中國許多品牌已成為深受歡迎的知名品牌，並且具有高度競爭力。幾十年前，只有極少數中國人能到海外旅行，而到了2023年，有超過8700萬中國人選擇到海外旅行。這些變化是中國經歷不同階段進行的，而非一蹴而就。不過，中國以迅速且具強力的方式推動了各個階段的變革。

在像中國這樣一個龐大而複雜的國家進行轉型管理，同時在迅速變化的全球環境中尋找新的發展路徑，使中國的改革開放轉型具有獨特性，是名副其實的「史無前例」。

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