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經濟數據看，香港情况絕不差：今年第二季經濟增長3.3% ，預計全年增幅約3% 。勞工市場表現也相當不俗，失業率保持在3%──「傳統智慧」告訴我們，低失業率是社會穩定的最重要基礎。至於困擾西方國家的高通脹，對香港完全無影響，今年第二季本地通脹率按年升1%，全年大概不會超過2%。
經濟基本面理想，但為何不少人仍抱怨經濟差、生意差、企業經營困難？社會上很容易就感覺到怨氣很重！經濟表現雖不俗，但港人的快樂指數、幸福感近年都一直偏低。形成這種反差，到底是什麼原因？
香港現在已「不流行」做民意調查，我們無法得知一般民眾對《施政報告》的觀感（坊間僅見的兩個調查對《施政報告》評分都不高）。至於從媒體的零星街頭訪問或評論所見，幾乎無人可以說出今年《施政報告》內有哪些特別令人「振奮」的措施！報告內特別強調改革的，如「深化醫療體系改革」，都沒有特別針對普羅大眾的新政；其中提及的「推進基層醫療發展」、「提升公私營醫療服務」，都屬長遠大計，跟一般民眾眼下的要求和期望相距頗遠！
今年《施政報告》以「齊改革同發展」為題。香港要改革，應該無人會有異議。但改革的方向是什麼？由治及興，香港進入一個新時代，改革能否帶來一個「及興」之後的香港新面貌？
經濟表現與港人幸福感的反差
香港是一個發達經濟體，人均GDP（本地生產總值）居世界前列（全球第20位），人均財富位列全球第三，財政儲備充裕，港人的日子理應過得好，人心應該很舒暢。但事實卻是，在聯合國旗下機構發表的《世界幸福報告》排名榜，香港在2024年跌至第86位，是連續3年下跌；30歲以下香港年輕人幸福感排名更列第97位（該調查整合了全球143個國家及地區的數據）。
世界幸福榜居前10位的，有7個都是小國，包括芬蘭（第一）、丹麥（第二）、冰島（第三）、以色列（第五）、挪威（第七）、盧森堡（第八）、瑞士（第九）。它們的人口跟香港相若（甚至更少），人均GDP都屬發達國水平，但這些小國幸福感極高，其中芬蘭連續居於榜首達7 年，原因何在？
分析這些小經濟體，特別是小國寡民的北歐經濟為何成功，人民為何幸福滿滿，都有大量書籍文章探討；也有不少國家的研究人員和媒體前往當地親身探究，試圖找出答案。而結論往往是：芬蘭人不以物質財富去衡量成功，他們在其他地方找到滿足感。其中最廣為人知的一部著作，由Katja Pantzar撰寫的Everyday Sisu: Tapping into Finnish Fortitude for a Happier, More Resilient Life就提出，芬蘭人有一種深深的滿足感，他們把公共利益放在首位，人民有醫療健保、免學費的學校、基本收入和經濟適用房。可以說，芬蘭的高質生活是植根於國家的福利制度。
香港會走北歐之路嗎？看來機會不大。長久以來，港人主流思維是抗拒一切由政府包辦的福利社會；港人寧取低稅、自力更生、把錢留在自己戶口而不是交給政府。過去港人默默接受低福利但也低稅的制度，我們不靠政府，政府也最好少管我們，各安其位。當有些人在香港賺夠了，或擁有專業技能，就會移民他去，不會視香港為久居之地。簡單地說，就是沒有歸屬感。
這種舊思維從上世紀70、80年代開始轉變，而範式轉移的發生，源自本地土生土長的一代開始成長成為社會中堅。他們對香港有強烈歸屬感，對人民的基本權利有深入認識。舊的一套社會契約開始失效，港人開始對政府有更多要求，對民權的爭取有更強意識。可以說，這些變化令政府無法再自由放任、無為而治，港人開始對政府管治有愈來愈高的要求。
政府改革 應圍繞建立港人幸福感歸屬感
事實上，為了適應新形勢，回歸以來歷屆特區政府都在改革，範圍甚至觸及政制、選舉。當時的改革是希望爭取民意支持政府，令政府有足夠認受性去履行管治，或推動其他更艱巨的改革。曾幾何時，爭取民意、提高民望是特區政府致力爭取的工作目標之一。
今時今日，這種方法已過時失效。可以預見，本屆政府餘下任期以至下一屆政府都不會再在政改上做文章，不可能、也做不到！政府的改革，在當前新形勢下已經無政治議題；在去政治化大氣候下，特區政府的改革應圍繞着建立港人的幸福感、歸屬感、認同感為目標。
香港的發展歷史說明了經濟成長是社會進步、改善民生的最大推手。沒有經濟增長和財富創造，香港就無可能躋身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在貿易、金融、航運等方面創出驕人成就，港人的生活水平和生活環境也不可能得到改善。
然而，港人的幸福感和歸屬感並無隨着經濟成長而同步上升。回歸之後香港積累了更多財富，但港人的焦慮、壓抑和各種社會問題也愈益嚴重。很多西方國家的經歷告訴我們：經濟增長與快樂指數之間不能同步向上，是資本主義的樽頸；不少人都在質疑，經濟不斷成長，最終是為了什麼？
經濟發展與社會公義 如何取捨
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Joseph Stiglitz曾與幾名經濟學者合作，在2010年發表”Mismeasuring Our Lives: Why GDP Doesn’t Add Up”報告，力陳以GDP衡量經濟表現和社會進步顯然有所不足。他認為應該有其他指標衡量社會進步，例如人類福祉（well being）。如此說法或會令人覺得陳義過高、不切實際，但發達經濟體近10年來出現的社會分化、種族和階級等矛盾衝突日益尖銳，即使經濟保持增長，也幫助不了它們解決問題。
2008年金融海嘯，華爾街金融資本不擇手段掠奪財富，不但造成金融危機，更連累經濟體系陷入困境；但最後政府仍不得不以維持市場穩定為由，出手拯救金融大鱷！種種社會不公的現象，最終引爆了美國的佔領華爾街、法國的黃背心運動。經濟發展與社會公義之間如何取捨，成為了很多經濟發達國的棘手難題。
在今年《施政報告》內，行政長官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主軸，以發展改善民生……進一步深化改革，發掘新增長點」。經濟建設似乎仍是行政長官改革的主調，佔了大量篇幅。到第八部分「惠民生，添幸福」，則主要聚焦在房屋、土地政策。在「構建關愛共融社會」部分，《施政報告》提出精準扶貧，把「資源投放在最需要幫助的人」。接受媒體訪問時，行政長官認為「現時聽不到任何有用的所謂學術研究出來的貧窮線」。他認為精準扶貧最直接了當。
貧窮線確實無一個國際公認標準，劃線只是為了解貧窮狀况，即在一個相對的貧富標準之下，到底有多少人相對而言屬貧窮。以香港經濟發展水平，貧窮線下的港人並非陷於民不聊生境地，唯他們的生活低於平均水平；而在貧窮線下的人數愈多，就愈反映貧富差距現狀。樂施會在《施政報告》公布前（10月2日）發表的《香港貧窮狀况報告2024》，指香港貧富差距為81.9倍（2024年首季）；整體貧窮率由2019年18.3%，升至今年首季的20.2%，意味逾139萬人處於收入貧窮狀態。
經濟之外 更重要是社會和人心建設
如果香港的改革應該要為港人帶來幸福感，那麼130多萬人仍處於相對貧窮狀態，幸福感的目標似乎仍遙不可及。香港現在已經無政治訴求，政府施政也沒有政治阻力。老實說，現在香港要推行改革，比以往要容易得多。
要拼經濟，香港有良好制度、資本巿場發達，也有大量財經和管理專才，現在還得到國家全力支持，未來經濟持續增長的目標不難達到。但香港面對的「老問題」──貧富懸殊、社會流動、公平競爭、對香港的歸屬感等──要怎樣改革才能解決？香港的改革應該是一個社會工程，除了經濟建設，更重要的其實是社會和人心的建設。得民心得天下，如果做不到，香港還說不上是真正的由治及興。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