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本文為劉兆佳教授8月26日在紫荊文化集團主辦的紫荊文化論壇主旨演講，小題為編者所加。）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祖國並開始實施史無前例的一國兩制方針。然而，在內外敵對勢力的不斷干擾和破壞下，雖然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大體上成功，但卻難言全面和準確落實。值得慶幸的，是過去幾年中央一連串撥亂反正政策和措施有效地扭轉局面，讓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回到正確的軌道上。
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基本原則
中國政府在上世紀80年代初制定了對香港的一國兩制方針，並以它來作為與英國談判所謂「香港前途問題」的基本原則。這個基本原則不但納入國家憲法之中，也成為了《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的核心內容。一國兩制的核心內容包括香港作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實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和保持香港原來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變。香港原來的生活方式則包括香港居民一直享有的高素質的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和社會多元化。
一國兩制必然和合理地包含了愛國者治港和行政主導的要求。與此同時，香港必須切實負起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防止香港變成「顛覆基地」，而香港也必須尊重中央在香港所享有的權力和所承擔的責任。香港的民主發展更必須在不損害一國兩制和不危害國家安全的前提下循序漸進推進。一國兩制的初心，是要促進國家的統一、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並讓香港得以利用其獨特的制度為國家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發揮獨特的作用。中國政府對一國兩制的立場早已由一國兩制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先生作出了全面和清晰的闡述。
敵對勢力將香港變成國安威脅
然而，回歸後的長時間內，在內外敵對勢力肆無忌憚的干擾和破壞下，愛國者治港和行政主導無從説起，香港陷入無休止政治動盪和管治失效的困局，最後更演化為2019至2020年的大規模暴亂。尤其嚴重的，是香港愈來愈成為國家安全的威脅，更被美西方用作遏制中國崛起的棋子。長期的政治失序也窒礙了香港的經濟發展、產業轉型升級和民生改善，而香港也難以充分發揮其對國家現代化應有的作用。
從2019年開始，中央採取了一系列的撥亂反正的政策和措施，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制定《香港國家安全法》和徹底改革香港的選舉制度，把內外敵對勢力從香港的管治架構和香港社會驅逐出去。中央的行動不但消除了香港作為國家安全的隱患，也讓愛國者治港和行政主導成為事實。今年3月，香港的《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實施，完成了《基本法》第23條對香港的憲制要求，並進一步完善了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上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在國家安全法律下，香港居民的基本自由和人權得到更好的保護。當然，反中亂港分子也失去了危害國家安全的自由，不過這種自由在西方國家其實也不存在。
今天的香港雖然面對不少經濟和民生難題，而且又受到美西方不斷的打擊和遏制，但卻可以在一個穩定的政治和社會基礎上實施有效管治和建構有為政府。同時，在中央的領導和指導下，香港也可以通過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加快香港的經濟發展、產業轉型升級和民生改善。香港更可以在不受內外敵對勢力的阻撓下推廣愛國主義教育、國家安全教育和國情教育，強化香港居民特別是年輕人的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讓人心回歸最終得以實現。在這個新的起點上，香港也更有條件和能力在國家新一輪的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的過程中對國家發展和民族復興作出新的貢獻。
中央撥亂反正令美西方陽謀落空
對中央而言，過去幾年香港的變化，標誌着一國兩制在香港已經大體上全面和準確落實，體現了一國兩制的初心和目標。對絕大部分香港居民來説，過去幾年香港的發展是令人欣慰和催人奮進的事態發展。儘管香港仍然面對着眾多的艱難和挑戰，但在中央的關懷和支持下，香港居民對香港的未來絕不悲觀。
不過，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全面和準確實施不但沒有引來美西方的贊譽，反而引起它們對香港的惡意詆毀和無理制裁。之所以會這樣是因為中央的撥亂反正粉碎了它們在香港的代理人造亂奪權的圖謀，也令它們把香港變成「顛覆基地」的陽謀落空。在不甘心和不死心的心理作祟下，美西方的政客、學者和媒體聲嘶力竭散播香港一國兩制已死的讕言，其中的重點是中國政府違反了其對一國兩制的承諾、大幅削弱香港的高度自治、壓制香港的自由人權法治、並且違背了對香港民主發展的承諾。
「另類詮釋」一國兩制在西方大行其道
在中美大國較量愈趨激烈的大環境下，美西方對中國政府和香港的抹黑、詆毀和制裁將會無日無之、更會變本加厲。長期以來，美西方都竭力宣揚一套對一國兩制的「另類詮釋」，並以此作為譴責中國政府在一國兩制問題上背信棄義的理論依據。這套另類詮釋的核心內容包括：《中英聯合聲明》是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法律基礎和認受性來源；把回歸後的香港當成是西方陣營的一部分和受到美西方特殊照顧和保護的地方；把香港在一國兩制下享有的高度自治理解為「完全自主」、把香港當成獨立政治實體；否定香港有履行對《基本法》第23條進行本地立法來捍衛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不接受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香港在回歸後的新憲制秩序；把香港的「西方式」民主發展當為一國兩制的首要目標；把一國兩制理解為主要是維持香港的繁榮穩定的舉措、罔顧其作為為國家優先的大政方針的本質；把普通法當成是解釋《基本法》的唯一方法、否定《基本法》是一部全國性法律的本質；把香港與內地愈趨緊密的經貿關係當為高度自治的隕落；任何在香港推行的國民教育都被妖魔化為政治「灌輸」或者「洗腦」教育。
毋庸諱言，美西方這套對一國兩制的「另類詮釋」在西方大行其道，並得到香港的「反中亂港」分子的認同。長期以來，內外敵對勢力在香港不斷在媒體、學校和社會上大力宣揚這套歪理，不少香港居民特別是年輕人深受蠱惑，並在它們的煽動下幹了不少禍害香港和國家的勾當。今天，在愛國者治港、行政主導和反中亂港分子被壓制的環境下，中央和香港特區政府擁有難得的機會和條件通過教育和宣傳等手段逐步肅清這種對一國兩制的「另類詮釋」的餘毒。不過，在國際社會上如何糾正不少人特別是西方人對一國兩制的錯誤認知，仍然是一樁任重道遠但卻又非常迫切的任務。這方面的工作涉及到對一國兩制的國際話語權的爭奪，需要中央、特區政府和香港社會各界齊心協力、睿智地、有計劃地共同推進。當國際社會清楚明白到香港在過去幾年的事態發展的本質是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重歸初心和重回正軌的過程後，各方面對香港一國兩制乃至香港的未來的信心便會逐漸上升，而香港作為美西方用來遏制中國的棋子的作用也會隨之而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