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來到莫斯科近郊的 SKOLKOVO(莫斯科管理學院),去年7月本欄曾經介紹過,今次已經是第三次來,只是講一堂課。沒有刻意安排,前前後後卻接觸了不少人,也了解了不少俄國的近況,有些與香港不無關係。
來機場接機的的士司機,少有地居然可以英語交談,議論形勢,百無禁忌;許多說法,後來都得到俄國朋友的肯定。俄國現在農業凋零,工業生產停滯,目前是靠售賣自然資源,換取外國的日用商品。最近油價大跌,不只是石油輸出回報低,就連國內的油用稅收也急劇下降,國家因此要創造新的稅項來彌補收入;最新的稅收是12噸以上的貨車,行走每公里都要交稅,反正就是要增加政府收入。就這樣,沒有什麼改革的氣氛,但人人都覺得事物變得很快。
SKOLKOVO 其實是一所高級培訓機構。兩年前,第一次去的,是全國「聯邦大學」的校長與副校長。聯邦大學是教育部欽點的10所綜合型大學,分布在俄國各個大區,要她們成為該地區的龍頭大學。第二次,去年,是專門為海參崴的遠東聯邦大學,培訓26位學校領導。
追求排名 卻無頭緒
這一期,是70多位來自全國21所大學較年輕的學校領導,都來自參加俄羅斯5—100計劃的院校。5—100者,是要在2020年,有五所大學進入世界排名榜的首100名。這裏沒有說明是哪一個排名榜。目前俄國大學排名最高的是莫斯科國立大學,在 QS 榜,2015年排第108位,還是沒有進入100名;其次的聖彼得堡國立大學,已經排到256位。上述的目標,要達到談何容易。
剛好負責執行這個項目的教授也在,她說教育部下的是「硬指標」,但是具體如何達到,誰也說不清楚。那些排名榜的指標之中,最可以「運作的」是在 Nature 和Science 發表論文,而俄國的自然科學的實力,在某些領域還是很不錯的,但是要在 SCI 類的學報發表社會科學的論文,卻少得多;而目前聯邦政府的經費,幾乎全部投入到自然科學。
上述的10所聯邦大學以外,還有29所國家研究型大學,是各所大學競投的結果,有點像中國的211工程。這些研究型大學,除了近年冒起的高級經濟學院(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幾乎全部是自然科學的院校。
國際排名榜一個指標,是教師與學生的國際成分,也就是外國學者與外國學生的百分比。俄國在這方面,舉步維艱:簽證很慢,關卡多於鼓勵;研究環境很難吸引尖端的科學家;外國人的孩子入學無門,等等。
更有深層的原因是領導層老化。名校校長,在位20、30年的比比皆是,不感到有改變的需要。很多老學校,即使有實力,也不申請5—100;參加的,大多數是因為有額外的經費。
空有職位 無人問津
簡單來說,排名榜,本來就不是可供運作的指標;再加上教育部自己也沒有一個達到目標的可行步驟;下面的院校,好像都還摸不着門路。培訓現場感到的,是一種迷茫心態。培訓的負責人也表示,其實培訓還沒有一個方向。
那邊廂,有見地的校長,腦子裏面想的卻是另外一回事。剛好遇上2011年訪問過的東北聯邦大學(位於西伯利亞東部的雅庫茨克 Yakutsk)的校長 Milkhailova(下稱米校長),路經莫斯科,與她吃了一頓飯。這所大學在俄國排名頗高,沒想到坐下來第一個問題是:「你覺得銀行與大學,應該是怎樣的關係?」真是摸不着頭腦。
米校長同時也是薩哈共和國(相對於中國一個省級自治區)的副主席。她心目中有一個構想:由僱主來償還大學生的貸款,因此想到銀行的合作。
米校長娓娓而談:目前大學生就業困難,然而許多懸空的職位又無人問津。她舉的例子,一個是工作辛苦的礦區(雅庫茨克有世界出名的鑽石礦),另一個是北部寒冷的學校(最低可達攝氏零下67.8度,號稱地球最冷的民居),畢業生都不會主動選擇到這些地方。假如由僱主替畢業生償還貸款,一則可以作鼓勵畢業生接受這些職位,二則也可以為那些僱主解決人力資源的匱乏。
這種學校、學生、僱主三方面的契約,與中國內地師範院校的優先取錄、免費入學,原理上有點相近,也可以與中國一樣,要求師範生畢業以後到特定的地方服務一段規定的時間。不同的是,中國的師範是在招生入學的時候確定的,而米校長的構想則是在學生畢業以後、聘任之前才確定的。
筆者提出了一些問題。以澳洲的措施為例,澳洲是從畢業生的就業收入中,分期扣取償還,也可以說是「貸款稅」。米校長的設想,是把這「稅」讓僱主來負擔。但是澳洲「貸款稅」是跟着學生走的,是連續、長期的,直到全部償還,而僱主與畢業生的關係則是不確定的。比如說,兩年以後,不再聘用那個畢業生,怎麼辦?也不是不能解決,可以跨過僱主連續支付,像與香港的「強積金」一樣。問題是,畢業生的下一份職業,新的僱主並不一定願意承擔同樣的償還;又或者那畢業生選擇不就業,或者自己創業,那償還的責任,又怎麼辦?
既不就業 也不創業
不過,那是根據香港的情形想像出來的。米校長說,這兩種情形在俄國也開始出現,只是還不普遍,大多數大學畢業生還是希望找到一份可以長留下去的職位,因此她的設想也許還行得通。
反正,她總覺得,讓每名畢業生可以就業,是政府的責任。筆者笑說,這有點計劃經濟的影子。在中國也是這樣:教育部門會很關心每所大學畢業生的就業率。不過,政府也有她很現實的想法,假如相當一部分畢業生不能就業,就會覺得是社會動盪的潛伏因素,十分不放心。
即使美國,競選中的總統候選人,最近還在說:「我們要創造更多職位,讓年輕人就業!」往往都是很輕率的承諾。職位的數目,豈是政府政策可以隨意增加的?
筆者又提出,在不少大城市,又多了既不就業,也不創業,什麼都不想幹的一群。米校長與同行的教授連忙點頭。他們說,即使是比較偏遠的城市如雅庫茨克,這種情況也在不斷蔓延。這些年輕人就是不想工作,甚至整天耽在家中,靠父母供養過活。對於這些青年,也是大學畢業生,也是政府貸款的受益者,我們怎麼辦?
社會在不斷變化,本欄多次提出,社會的經濟形態正在經歷根本變化。其結果,就業的機會很可能愈來愈少;但是消費的觀念也發生了根本變化。因此,創業的機會也必然愈來愈多。現在又會有第三個因素,年輕人對職業前途的看法,也正在發生本質變化;而這種變化,又很容易給人看成是社會動亂的原因之一。
原刊於《信報》,題為〈俄國.高教.青年〉,獲作者授權發表。
(封面圖片:Vladimir Vyatkin/CC-BY-SA 3.0,via Wikimedia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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