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和1982年，我先後兩次跟程介南和葉祖賢等人，到珠海和廣州交流。
1983年6月，院長又着我率團回國訪問。自此，我與國內的學者，特別是地理教育界的，通過書信、互訪和出席研討會，一直保持相當密切的聯繫。「天安門事件」之前，我常到國內交流，重點在上海和廣州，也不時邀請他們來港訪問或為他們爭取機會參加國際研討會，有廣州朋友更曾到我家作客。「六四」之後，相互的交往不但減少了，更成了單向，直至我退休那年還是這樣。
協助國內出版首本研究香港的中文專著
1984年12月19日，中英聯合聲明公布，香港將於1997年7月1日回歸中國，過渡期的帷幕由是拉開。次年12月底，鴻基和我前往廣州中山大學交流，跟雷強、鄭天祥、吳褔光和鍾光四位教授討論他們的「香港研究計劃」。他們表示有意來港考察和搜集資料，希望我們協助。
1986年夏天，我在港大的游泳池遇到薛鳳旋，談及這個計劃，便問他有沒有找贊助人的門徑。他很爽快地表示可以試試。過了一段時間，他來電告知，他的親戚劉皇發願意贊助這項計劃，並約我和鴻基到半島酒店商場的餐廳午膳，跟「發叔」見面。這次會面，劉先生給我的印象是沉默寡言、態度謙遜，與傳媒上所見的頗不一樣。他爽快地答應了我們的要求，雷強等四位中山大學的學者因此得於1987年9月來港考察和搜集資料，之後出版了一本討論香港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小冊子。這很可能是國內同胞第一本以中文出版研究香港問題的專著。
兩件遺憾的事
談到著作，我想起了兩件令人感到遺憾的事。第一件發生於1980年代初。在鴻基的推動下，教育學院的院長徵得校長的同意，組成了一個跨院系的「中文教材籌委會」，準備出版一系列的中學中文教科書。我是執行委員之一，花了大約一年的時間，開了不下十次會，但每次都是「得個講字」，結果一事無成，計劃也因此無疾而終。這經驗使我有點心灰意冷，也加深了我對中大的疏離感。
第二件發生於1990年初。一天，收到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一位教授的來信，要求我給他寫一篇關於課外活動的稿。我回信表示樂意接受邀請，並請他具體說明寫作範圍、字數限制和交稿日期，但一直都沒有收到回音。約半年後，我去信追問，卻收到以下的答覆（大意）：「為了不想給你增添麻煩，我已請一個學生，根據你過去的文章和近年的觀點，寫了數千字，準備用你的名義發表。」真是匪夷所思！我只得立即去信制止，並從此斷絕了跟他的來往。我移居加拿大前一年左右，一位跟我一起搞課外活動的朋友告知，他在一本國內出版的教育雜誌上，看到一篇講課外活動的文章，作者是馮以喆，他的觀點跟我的很接近，問馮以喆是否就是我。
（封面圖片：作者提供；圖為作者率團到國內訪問的相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