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九龍城寨之圍城》大收旺場，掀起一輪懷舊熱。政府表示正與電影界探討，研究保留及重置部分電影廠景，希望可供市民和遊客作「打卡」之用。
城寨的「歷史感」非常豐富，貫穿一連串歷史大事，從晚清割讓香港喪權辱國，到清政府試圖在英人治下的香港保留一片滿清主權下的「治外法權」之地；然而英國政府千方百計要收回城寨，與清政府相持不下，令城寨淪為「三不管」地方！到上世紀80年代中英最後達成諒解，把這片滿載歷史故事的傳奇地方夷為平地，改造成公園。
現在到城寨原址，已看不到很多當年「三不管」地方的痕迹。很明顯，中英政府當時都無意願要保留城寨舊貌，或把它重建、活化，而是要令它「徹底消失」。
當年城寨 非宜居之地
兒時我家住九龍城，經常進出城寨，到現在還有一點印象。由於長期「三不管、無王管」，城寨的居住環境極差，街道缺乏照明，偷電情况普遍，穿梭在城寨街道時，頭頂都是一捆捆電線，十分危險。城寨內衛生環境也極不堪，居民把垃圾、大小二便隨處棄置，再加上「道友」躲在暗角「追龍、打針」，妓女企街拉客，賭檔、無牌牙醫、醫生、脫衣舞表演等「應有盡有」。平心而論，這絕非一個宜居之地。而在大城市內有這種衛生、治安、基建皆屬劣等的地方，其實並非一件光彩事！香港電台《鏗鏘集》有名為「城寨」的專輯，可在YouTube 找到，裏面有不少當年城寨的實景，大家可以細看，見識一下城寨真面貌。
這樣一個地方，環境差，又聚集了一批「三山五嶽」人物，到底是哪些人會住在城寨？
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回顧歷史。據記載，1898 年6 月中英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後，英國殖民地部大臣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即任命香港政府輔政司駱克考察新租借地。同年8月初，駱克率調查團前往包括九龍城在內的「新界」，並於同年10月將調查結果送呈英國政府。
據調查結果撰成的報告名為《香港殖民地展拓界址報告書》（Report by Stewart Lockhart on the extension of the Colony of Hong Kong）。其中對九龍城寨，報告有如下描述：
「根據副裁判官（deputy magistrate，即巡檢）提供的資料，城內人口為744人，其中駐軍佔544人，平民200 人。除了文官（即巡檢）外，全是以一名協領（指大鵬協副將）為首的軍官」，「城內200 名平民都是依附軍人的，他們沒有參與商業買賣；城內沒有任何商店。如果軍隊離開，他們也一定跟隨……」
可見，早年城寨內的居民主要是駐軍，以及相信是為駐軍提供服務的平民，僅此而已。而城寨當時的主要（甚至唯一）功能，就是軍事用途。所謂軍事用途，主要是清廷利用城寨維持附近海域的治安及確保航運安全。而派駐寨城的官員，除與港英政府保持聯絡、交換有關海盜活動的情報，也負責打聽港府內情（《「龍津橋及其鄰近區域」歷史研究》，2012年12月）。
港英政府禁賭令下 城寨功能轉變
九龍城寨的「功能」出現變化，始於1844年。當年港府頒布《禁止賭博條例》，但賭博活動並未收斂，非法賭場依然林立。而賭風氾濫，也造成治安和警察貪污包庇等問題。
1866 年3 月麥當奴出任港督，一年後有立法局議員建議立例應付賭風，但麥當奴認為華人好賭、警察貪污，立法難以奏效，不如寓禁於徵，研究賭館可領牌合法經營，增加稅收，又可減少警察貪污。然而賭博合法化滋生了各式違法行為，華人領袖包括當時在港辦報的伍廷芳均群起反對。到1868 年5月，總商會上書政府，要求立即禁賭。在群情洶湧下，麥當奴終於在1871年12月發表公開聲明，宣布全港恢復禁賭。
1872 年4 月新任港督堅尼地上任，宣布要以禁絕賭博為主要任務。他任內嚴厲禁賭，賭商被迫從公開活動轉至地下，或把賭館遷至當時仍屬華界的九龍寨城，繼續營業。自此城寨蛻變為匿藏罪惡之地。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大批難民從內地湧港，部分聚居九龍城寨。由於港英政府撒手不管，大量非法活動遂以城寨為「基地」，黃、賭、毒橫行之外，港英法例不容者如食狗肉都在城寨開業。除了這些不法活動，其他如無牌或牌照不獲港英政府承認的「專業」如牙醫、「西醫」、食品製作工場等，也在「法外之地」城寨內開業。可以說，城寨內聚居了一批社會最底層的落難邊緣人，他們當中很多經營的生計都不為本地法例所容，但卻在香港這個大城市找到謀生及提供「另類服務」的立足地。
九龍城寨一直是中英政治角力「戰場」。它面積雖小（佔地0.044平方公里），人口只得3萬至4 萬，但卻能夠掀動中英多次交鋒，兩國為爭奪這個小地方的主權和治權多番交手，各不相讓，而中英都不作為。結果是城寨內的管治一塌糊塗，居民生活長期得不到改善！中英兩國長達逾百年的城寨之爭，到底是為了什麼？
電影《九龍城寨之圍城》令人想起錢鍾書的小說《圍城》，其中最廣為傳誦的兩句話，「城外的人想衝進去，城裏的人想逃出來」，也許正是中英相爭下當年城寨居民心情的寫照。中英都想「得到」城寨，可城寨居民都想走出去，找一個更好居所。
1987 年1 月14 日中英宣布達成清拆城寨的協議。港英政府為居民安排了上樓，清拆的決定並無引起激烈反抗。1991 年11 月約有80 名城寨居民拒遷，通宵靜坐，但他們只代表少數反對聲音，當年議會和社會輿論對清拆都無太大異議，結果清拆工作順利完成。社會上對城寨的「黑暗面」印象深刻，也許是反對聲音微弱的原因。
城寨最後一次引發政治風波，是1983年新華社香港分社時任社長許家屯親往「視察」。許在其回憶錄也記載了此次城寨之行，當中說到「我同情他們的處境，表示在現在情况下，還只能靠他們自己向英國政府爭取改善」。許家屯的城寨行，「迫使」港英政府時任布政司夏鼎基也立刻到城寨周邊視察，並承諾改善城寨的供水問題。據說英國外交部對許家屯的「突然視察」向北京表達不滿，當時大家都以為百年城寨之爭會再起風雲，卻料不到4 年後中英達成一致決定，把城寨完全清拆！
有人認為，許家屯當年巡視城寨，是想表達「城人治城」在港英治下曾另闢蹊徑，堅守中國主權，是當年北京提出「港人治港」的最佳背書。事實卻是，「城人治城」下的城寨管治乏善足陳；城寨內的秩序，只是草根民眾為求一個安身立命之所、自我克制規範的結果。城寨的管治沒有什麼值得留念的地方，但它來自歷史大時代中英爭持不下長達幾十年的「城中城」傳奇，卻成為媒體的豐富題材及集體回憶。關於九龍城寨的研究，遍及文化、建築、中英關係（如梁炳華專著《城寨與中英外交》）、民國歷史（鄭會欣《宋子文與九龍城寨事件》）等，可謂豐富多姿。
城寨命運 如香港寫照
學者引述歷史學家王爾敏教授對城寨的研究價值，曾有精闢評論：「其重要核心關鍵，在表現中國主權之維繫、英國治權之堅持、港民政治之醒覺、粵民權利之伸張……在香港史上極為重要，在中國近代史上亦不可缺少，在中英關係史上更是嚴肅的重大案例。」
城寨的命運有點像香港寫照，都是在中英上百年政治角力之間「巧妙」地生存着，並發展出自己一套求生方法和管治方式──並不完美，但大部分人都安守本分，在夾縫中求自己的託庇之所和生存空間，到最後都「推倒重來」──香港成了特區，城寨變了公園。雖然變了身，但對過去的城寨和香港傳奇故事，大家仍津津樂道、念念不忘！很多人現在慨嘆，當年為何不盡量保留城寨面貌。多少年後，我們對香港又會否有同樣一問、有同樣的慨嘆？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