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上周二（1 月30 日）正式啟動《基本法》第23條立法公眾諮詢，為期一個月。消息公布後輿情頗為冷靜，過去強烈反對的泛民陣營固然銷聲匿迹，連建制派也沒有發動熱烈支持一類的輿論攻勢，相信一個月的諮詢期將會在無風無浪之中匆匆結束。
從原則上說，沒有理由反對23條立法，因基本法內早已列明這是香港的憲制責任，不能不做。董建華政府在2003年推動23條立法，搞得焦頭爛額，最後要撤回草案。之後歷經3 任行政長官，皆表示任內不會或無計劃就23條立法，結果一拖就20 年。時移世易，經歷過去3 年的社會動盪，令特區政府有足夠條件重新啟動立法，一來社會上的反對聲音已經消失，其次議會內亦不再有反對派議員。政府推動立法，基本上無任何阻力，一切都水到渠成。
然而任何國家制訂國家安全法時，最大爭議點都在國家安全與人民權利之間如何取得平衡。公權力的運用，在國安大原則下幾乎是無遠弗屆，而且在執行時可以獲特殊權力，例如2003年的23條草案就建議警方可以在沒有法庭手令下入屋蒐證；有些國家的國安法，則賦予政府可長時間扣留疑犯（這次23 條諮詢文件也引用了新加坡的《內部安全法》，可未經起訴拘留疑犯長達兩年）。
冀政府接納公眾利益為抗辯理由
23條立法諮詢期開始後，其中一個經常提及的議題是，公眾利益是否可作為抗辯理由。而對這個議題最關注的，應該是新聞界。諮詢文件內有關煽動罪（管有煽動刊物）、竊取國家機密、非法披露等，都有可能令新聞界踩上紅線、墮入法網。而新聞工作經常會接觸到敏感或機密資訊，報道或評論也可能被視為煽動而遭入罪；遇上麻煩時，以公眾利益為抗辯是否可行？
律政司長林定國接受訪問時指，當局正積極研究有關「竊取國家秘密」的罪行，是否可以公眾利益作辯護理由，但強調必須有凌駕性和非常緊急，確保不會被濫用。保安局長鄧炳強則指出，相關披露事宜的公眾利益必須大於國家安全。全國人大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李浩然就強調，公眾利益理應視為豁免理由，但要在公眾利益與國家安全之間取得平衡。
上述幾名公眾人物的發言，內容不盡相同，但都沒有排除以公眾利益為抗辯理由的訴求，只是對公眾利益作為抗辯時的要求有所不同。我希望政府最後會接納建議，因為以公眾利益作為抗辯的背景，每宗個案都不同，公眾利益與國家安全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衝突，但經仔細衡量後，公眾利益的考量可能更加重要。
先看國際案例，最具爭議的當數美國前情報人員斯諾登案。曾任職於美國中情局的斯諾登（Edward Snowden）披露大量美國政府違法監控的機密材料，被華府以兩項間諜罪、一項盜竊政府財產罪起訴，罪名包括未經授權披露國防資料，及蓄意向未經授權者披露機密情報。三罪最高刑罰分別是監禁10年，若加控叛國罪，最高甚至可被判死刑！
斯諾登披露的都是政府機密文件，觸犯美國國安法是無可爭辯的事實；但經他披露的都是關乎公眾利益以至國際公義的重要資訊，暴露了美國政府的違法行徑。試問應否把他定罪？
在中國大陸，一宗大家記憶猶新的個案是新冠疫情初起時，武漢的李文亮醫生在大學同學微信群中發布多條信息，披露「冠狀病毒感染確定了，正在進行病毒分型」，希望讓家人親人注意防範。這種吹哨人、把未經官方渠道公布的消息預先披露，一度被指為造謠、製造不實言論，公安機關更調查李文亮並出具訓誡書。
其後國家監察委員會調查組到武漢全面調查，結論是「武漢市公安局武昌分局中南路派出所對李文亮出具訓誡書不當，並存在執法程序不規範的問題」，調查組建議做監督糾正，「督促公安機關撤銷訓誡書並追究有關人員責任」（見「人民網」，2020年3月20日）。
某些情况下公眾利益確有凌駕性
報道雖然沒用上「公眾利益」，但調查組指「李文亮轉發、發布相關信息，主觀上是想提醒同學、同事注意防範，信息被大量轉發後引發社會關注，客觀上對各方面重視疫情、加強防控起到了推動作用」。這種說法，跟「公眾利益」的意涵幾乎相同。基於此，公安部門的訓誡最後也要解除！公共衛生安全也是國家安全其中一個範疇，在「公眾利益」前提下，內地也給予「吹哨人」免責的處理。
香港的例子，是香港電台時任編導蔡玉玲查車牌案。蔡最初因為調查2019年元朗7．21襲擊事件向運輸署申請車牌查冊，被裁定虛假陳述罪成，其後上訴至終審法院，最終得直，獲撤銷定眾及刑罰。終院判辭說得很清楚，倘使用者相信發表有關資料符合公眾利益，相關新聞活動可獲豁免。
從上述例子可見，公眾利益在某些情况下確實具凌駕性，未來23條法例應該把公眾利益列作抗辯理由。至於公眾利益的界限，普通法國家有大量以公眾利益作為抗辯的個案可供香港參考。
有否國安法 對國際金融中心或非關鍵
23條立法通過後，對港會有什麼影響？有評論指23條實施後，有助締造穩定安全的營商環境、鞏固投資者信心，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更加鞏固。但在美歐媒體眼中卻另有一種說法：自由亞洲電台1 月30日一篇分析評論指「23條立法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劃上完美句號」，原因是「諮詢文件參照中國國家機密定義，涵蓋範圍深遠無邊界……在資訊缺乏透明度下，恐危害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對國際金融中心來說，有沒有國安法，也許不是關鍵。美國和英國近年都收緊了國安法，它們的紐約、倫敦金融中心都未見受到什麼影響。金融業近年發展得極成功的新加坡，也接連對國安法加入新條文，似乎也不見得對金融中心造成什麼衝擊。
可以說，收緊國安法是國際潮流；至於其影響，則視乎你站在哪一個陣營。香港過去主要跟西方國家掛鈎，回歸後雖然成為中國主權下的特區，唯基本上仍然屬親西方，可視之為自己人！但後來局勢變化，香港逐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北京也公開申明擁有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無可否認，這些轉變令香港跟西方國家的關係逐漸拉開。西方媒體說香港成為了內地一個城市，正是指香港失去了親西方的特色，行事標準、價值取向以至在國際議題上的立場，香港跟內地城市的分別愈來愈小，國際化特色正逐步消退。
香港最大難題 仍然是政治
23條諮詢文件第1.5段指出：「在一個國家之內的任何地方，必須適用同一套國家安全標準。香港特區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應同樣適用國家的國家安全標準……而香港特區本地法例中就『國家安全』的定義，應與國家法律中國家安全的定義一致。」
換言之，在國家安全的議題下，只有一國沒有兩制。內地的國家安全觀主要思維是嚴防西方干預、防止西方在內地推動和平演變。當香港通過23條立法後，在國安問題上將會與內地保持高度一致。在西方國家的盤算中，23條通過後，香港已徹底跟西方國家分道揚鑣；在歐美主導下的金融體系，香港當然也不再被視為國際金融中心。
特區政府經常說，23條立法後香港就可專注發展經濟。現在看來，23條立法之後，香港面對的西方打壓只會愈來愈嚴重。香港最大的難題仍然是政治，而非經濟。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