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戰爭、記憶、民族主義

二戰結束大約80年後，北美、歐洲、亞洲大部分地區的人們依然不斷想像過往那段歷史。布羅考（Tom Brokaw）1998年出版的著作《最偉大的世代》（The Greatest Generation），以及史提芬·史匹堡（Steven Spielberg）與湯，漢斯（Tom Hanks）2001年的影集《雷霆傘兵》（Band of Brothers，或譯《諾曼第大空降》），在美國都大受歡迎，至今依然不斷影響着美國文化。英國政治人物把英國脫歐的決定，說成鄧寇克之役（Battle of Dunkirk）和不列顛戰役（Battle of Britain）；情境喜劇《老爸上戰場》則文雅地調侃二戰時期的英國國民軍（Home Guard），開播半個世紀以來，至今仍在電視上反覆播映。日本人用電影探討各種主題，從戰線大後方人民的苦難，一路拍到神風特攻隊員的心理狀態。波蘭法院直接裁定要以什麼樣的方式來描述納粹佔領時期的滅絕營，才符合法律。第二次世界大戰離現在思考這個主題的社會已經相當遙遠；但美國、東歐、西歐、日本的人們都還隱隱記得全球衝突的影響有多大，這道暗流只要輕輕一撥就會浮出水面。

抗戰在中國並沒有遠去

但也許更令人驚訝的是，中國也不例外。外國人提及中國的集體記憶，通常都會想到文化大革命、19世紀的鴉片戰爭這類歷史事件，其中很多都帶着創傷。如果是更正面一點的，大家會想到古中國傳承下來的思想。但其實中國過去幾十年開始愈來愈在乎另一段歷史：二戰的歷史，也就是中國人所說的抗戰。如今北京會有成千上萬的學生排成一列參觀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南京大屠殺、河南饑荒，以及各種抗戰題材的電影，在排行榜上高居龍頭。網友會在討論區聊1937年淞滬會戰的細節，評估當時對峙在黃浦江兩岸的中國軍隊與日軍的實力差距。

2015年的一場活動，讓我們看見中國公領域如何看待抗戰，如何從過去的回憶思考未來。那年的9月3日，北京市中心的天安門廣場舉行大閱兵，一輛輛飛彈車、坦克，以及一排排的士兵，在海內外成千上萬觀眾的眼前走過。這場閱兵是為了紀念二戰在亞洲結束70周年，調性卻與歐洲各國在春天舉行的紀念活動相差甚遠。歐洲的活動氣氛哀戚，無論是1月的奧斯威辛集中營解放紀念，還是5月的歐戰勝利70周年紀念，都在述說過去的戰爭已經結束，參加活動的退伍老兵和倖存人民都知道，他們之中大半的人都會在80周年紀念前歸於塵土。中國卻非如此，雖然退伍老兵被放在閱兵的中心位置，人們卻更強烈地覺得這場活動不是在向舊中國告別，而是在見證新中國的崛起。

這場活動還有另一項重要意義。這是中國第一次以全國性的大型活動，公開紀念中國在二戰中的角色。中國對於抗戰集體記憶的態度，在這30多年來改變甚大，並對國內政治與國際關係產生重大影響。而這次活動正是重要的里程碑。

我參加了那場閱兵。在花了大約20年去觀察、書寫中國對待抗戰歷史的態度如何變化之後，我覺得這場典禮實在太有趣了，她證實了我之前思考了好一陣子的想法。在2013年出版了講述中國抗戰史的《被遺忘的盟友》（北美書名為Forgotten Ally，其他地區則為China’s War with Japan, 1937-1945）之後，我愈來愈相信抗戰在中國並沒有遠去，而是一直留在博物館、電影、新媒體等等各種日常生活之中。2014年，貝爾法斯特女王大學（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邀我開設懷爾斯講座（Wiles Lectures），讓我思考中國人為什麼會在最近40年，突然在政治與文化中開始回憶1930年代與1940年代。而紀錄片《二戰：被中國遺忘的戰爭》（WWII: China’s Forgotten War）的訪談，也讓我思考媒體如何去呈現這場戰爭。

回憶與民族主義、國際角色密切相關

上述各項結果催生了這本書，我將在本書中指出，中國回憶抗戰的方式，與她目前國內的民族主義認同和她在國際上扮演的角色密切相關。只要涉及到領土爭議或者撰寫愛國教材，中國就會不斷提到抗戰。當代中國是以大步跨向亞洲與全世界的自信，以及國內同等堅定的民族主義政治信念所打造出來的。而這兩個因素表面上未必與中國對二戰歷史的看法有關，但其實都深受其影響。

中國對二戰的看法，包括戰爭中的事件、戰爭的目的、戰爭的遺留影響等等，深深影響了她與其他國家交流的方式，而且與過去表現出來的形象差很多。在冷戰期間，中國基本上都說自己是個共產、革命、反帝國主義的國家。到了21世紀，她卻不僅以偉大的經濟成就來進行國際交流，更以此述說自己。但中國的經濟成長傳奇幾乎完全不提道德問題。原因之一是中國雖然藉由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協助降低全球暖化等方式來分擔道德義務，但並不遵守人權規範等發展中國家的行為準則。

如今的中國自信滿滿，不僅主張擁有東海與南海的領土，也試圖影響目前的國際秩序，甚至在2015年設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來打造新秩序。但同時，中國也迫切想找理由，試圖使其他國家不僅因為中國的經濟與軍事實力而追隨，更認為在道德上有理由接受她的領導。其證據之一，就是她正近乎偏執地發展奈伊（Joseph S. Nye Jr.）所說的「軟實力」。

政治學者史密斯（Rogers Smith）以「道德建構敘事」的概念，來解釋社會為什麼會深深相信某些說法。中國最近就建構了一整套故事，說這個國家不僅如今相當強大，而且從二戰開始就是正義道德之邦。用美國前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的話來說，中國思想家主張這個國家「參與了創造世界的過程」，是打造二戰後世界樣貌的領導者之一。因此中國可以像美國一樣，以戰勝國為由，去決定自己與亞洲國家的關係；也可以像其他二戰盟國一樣，以自己對二戰勝利的貢獻來支持自己目前的作為，維護自己的聲望。

但中國處理抗戰史的方式，對中國外交方針的影響與對其國內的影響緊密相連。抗戰回憶改變了中國內部的政治文化。階級是中國在毛澤東時代的身分核心，但到了鄧小平時代，資本主義的復興讓階級之間的差異愈來愈模糊，需要一個階級以外的理由來維繫國家認同。而不同階級共同抵抗日軍入侵的故事，這時候就成了打造新型民族主義的利器。

現代中國當然不只有這40年來的抗戰敘事。中國在上個世紀最強調的故事，通常都是共產黨的崛起與勝利。除此之外，中國的經濟成長，鴉片戰爭、殖民、治外法權等被壓迫的往事，以及在國際社會中「挑起擔子」等想法，也都產生深刻影響。

某些歷史敘事比其他故事更有力量

但某些歷史敘事就是比其他故事更有力量。一些學者指出，中國之所以很喜歡提「國恥」故事，就是因為她可以用過去列強對中國的侵略與敵意，來要求當代的其他國家尊重當代中國，給中國更多地位。例如中國就常拿19世紀的鴉片戰爭來說其他國家一直欺負她。但這種譬喻有個缺點：中國在故事中打了敗仗，看起來一點都不強大。同理，1920年代的軍閥割據、1940年代的國共內戰、19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也都很難讓中國人產生民族主義。至於孔子那些古代思想家的傳統中國哲學，雖然能讓中國人覺得自己很有文化，卻很難讓人覺得中國打造了現代世界。相比之下，二次大戰顯得相當好用，其他二戰盟國都成功利用這段歷史把自己說成強大勝利的正義之師，中國自然也可以。習近平就說過，「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是近代以來中國抗擊外敵入侵的第一次完全勝利。」二戰讓中國浴火重生，一躍成為世界強國。

近年來，關於抗戰的論述在中國變得很重要，但其實相關的話題還是分析得不夠，而這也正是本書的出版目的。本書不是要討論中國公共生活中的所有二戰論述，不是要從各種抗戰電視劇談到學校教科書；但我會在書中提到一些外交策略、史學論爭、賣座電影、線上討論串、公立博物館等等，從中可以看出，在改革開放之後，抗戰變得多麼重要。在中國一邊重塑亞洲地區的秩序、一邊強化國內民族主義的2010年代與2020年代，若要了解今天的中國究竟如何建構自己的國家概念，以及如何看待自己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那麼抗戰的故事與遺緒就是相當重要的一環。

摘錄自《正義之戰》前言，本社獲天下文化授權轉載。

新書簡介：

中文書名：《正義之戰：中日戰爭激發中國新民族主義》（China’s Good War: How World War II Is Shaping a New Nationalism）
作者：芮納．米德（Rana Mitter）
譯者：劉維人、廖珮杏、盧靜
出版社：天下文化
出版日期：2023年10月

作者介紹：

現任牛津大學現代中國歷史與政治教授、牛津大學中國中心主任、聖十字學院院士，哈佛甘迺迪學院ST Lee美亞關係講座教授。著有多本研究近代中國的專書，包括《被遺忘的盟友》、得獎作品《痛苦的革命》（A Bitter Revolution）。文章亦散見《外交事務》、《哈佛商業評論》、《金融時報》、《衛報》、《印度時報》及《經濟學人》等重要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