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基辛格，在處理美國總統尼克遜1972年2月訪華的外交策略，以及最重要的是，他在起草《上海公報》時的現實主義和靈活性，對美中關係在台灣未來的問題上產生了深遠影響。
中蘇關係破裂 美欲拉攏中國
基辛格的回憶錄《白宮歲月》記述了他在中蘇衝突和關係破裂之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達成和解的方式。這一連串事件始於1970年，當時前蘇聯在中國邊境陳兵百萬。美國的策略是拉攏中國，減少對手，用基辛格的話來說，是為了得到「對抗蘇聯壓力的另一股力量」。
因此，美國試探北京是否願意與華盛頓建立關係的時機已經成熟。基辛格寫道：「中國人想要的不是空洞的仁慈，甚至不是先前對話實質的具體步驟，例如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美國盟友的身份、賠償、交換。」基辛格知道，從實現國際政治均勢的角度來看，美國可以為中國提供「正面的資產」。確實，美國抓住了中蘇關係破裂的絕佳時機，大搞「三角外交」。
閱讀基辛格的回憶錄，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透過各種工具審視中國立場的方式，包括一、非常仔細地閱讀中國的官方喉舌《人民日報》；二、分析和解讀前蘇聯官方喉舌《真理報》社論的立場；三、解讀中國總理周恩來對外國領袖和外交官談論北京對華盛頓看法的言論，以及最重要的四、利用第三國（包括法國、羅馬尼亞和巴基斯坦）試圖向中方發送並接收信號。
極其耐心的政治家
基辛格向中國發出的最重要信號是透過美國駐波蘭大使斯托塞爾（Walter Stoessel）向中國方面發出的訊息，稱美國「將準備考慮派一名代表到北京與貴國官員直接討論，或在華盛頓接待貴國政府的代表，以便對任何議題進行更徹底的探討」。
在國際外交政治中，信號是從目標國接收到的，但不僅對方作出回應需要時間，第三方將目標國的回應傳回發信號的國家也需要時間。
在基辛格準備美中關係正常化的過程中，他是一位極其耐心的政治家，利用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Yahya Khan）向中國傳達美國的信息，即「中美和解至關重要」。1970年12月，葉海亞‧汗總統向美方帶回了中國周恩來總理發出的一條非常重要的信息，其中說：「為了討論中國尚未統一的領土台灣的問題，尼克遜總統的特使將會在北京受到歡迎。」周總理的這項訊息，可以說是為基辛格後來秘密訪華打開了大門。
1971年初，中方再次向第三國羅馬尼亞發出信息，羅馬尼亞副總理勒杜列斯庫（Gheorghe Rădulescu）向美方表示，中方已收到美方的信息，台灣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來自美國的特使將受到歡迎。
有趣的是，美方利用尼克遜總統1971年2月發表的第二份《外交政策報告》，作為顯示美國希望改善對華關係的另一個信號。《外交政策報告》首次把中國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1971年4月，日本名古屋舉行世界乒乓球錦標賽期間，美國乒乓球選手主動向中國隊隊長贈送一件T恤作為禮物。作為回報，中國隊長接受並回贈一塊杭州織錦給美國運動員，這是雙方的善意之舉。
1971年4月6日，中方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這是非正式地向美方發出的另一個重要信號。美方接受邀請，為雙方更正式的外交互動打開了大門。
基辛格在回憶錄中寫道：「從很多方面來說，乒乓外交之後的幾周是整個曲折過程中最令人抓狂的。只有總統和我了解周恩來此舉的全部意義，因為只有我們知道北京和華盛頓之間的所有通信」。基辛格在回憶錄中補充說，其他美國官員，尤其是國務院官員，傾向於抵制對華政策的重大改變──基辛格本人必須繞過這種官僚主義的冷漠態度。
1971年1月，葉海亞‧汗總統再次向尼克遜總統轉達周恩來歡迎美國特使來訪的口信。周恩來明確表示，美國必須「從中國台灣地區和台灣海峽撤出所有武裝力量」。最重要的是，周恩來補充說，「這一關鍵問題只有透過兩國高層領導人的直接討論才能找到解決方案」。就在這時候，尼克遜總統抓住了這個絕佳機會，決定派基辛格訪華。
《上海公報》的談判
1971年7月，基辛格訪問巴基斯坦後開始了重要的中國之旅。訪問期間，他與周恩來進行了17個小時的會談，其中包括就《上海公報》內容進行談判。
1971年7月15日，尼克遜總統宣布，周總理與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已於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舉行會談，周總理已向美國總統發出1972年5月之前某個日子訪華的邀請，美國總統接受了這次邀請。
1972年2月21日至28日尼克遜訪華期間，基辛格為與中方達成共識，煞費苦心地起草了《上海公報》。據報道，周恩來一度對該份草案不滿意，中方制定了自己的草案版本。基辛格仔細考慮了中國的草案，承認公報可以包含表達雙方不同意見的聲明──一種求同存異的做法。基辛格方面準備了相對的草案，最終取得了突破。
《上海公報》是一份開創性文件，闡述了美中雙方在台灣議題上的共識。文件稱：「美國認識到，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它重申它對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關心。考慮到這一前景，它確認從台灣撤出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的最終目標。在此期間，它將隨着這個地區緊張局勢的緩和逐步減少在台美軍設施和武裝力量。」
基辛格在整個美中關係正常化過程中的外交才能可以概括為：他是一位耐心、靈活、現實、有韌性、有技巧的外交家。他依靠信號，即向中方傳遞訊息，並接收來自中方的訊息。
《上海公報》的內容表明，他巧妙地着眼於「從台灣撤出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的最終目標，但同時「隨着這個地區緊張局勢的緩和逐步減少在台美軍設施和武裝力量」。美軍及其軍事設施的逐步減少必須取決於該地區緊張局勢的緩和──這是一個巧妙的長期解決方案。
若應用基辛格策略 將影響台灣問題發展
那麼利用信號和第三國作為傳遞和接受訊息的渠道，可能會成為關乎台灣未來的美中關係發展的關鍵。
基辛格的外交策略對於美中關係未來在台灣問題上的發展有着深遠的影響。
首先，鑑於民進黨的賴清德極有可能成為台灣下一任總統，主要是由於其受歡迎程度，以及國民黨和民眾黨「藍白合」的破局，美國一方可能不得不依靠基辛格式利用信號和第三國來處理華盛頓與北京在台灣未來問題上的關係。利用信號和第三國作為發送和接收訊息的管道，可能是美國和中國必須採取的外交策略，以防雙方關係因台灣發展問題而惡化。
其次，基辛格的現實主義和現實政治是中蘇關係破裂時期的產物，為美國進入美中蘇三角外交格局、達到國際政治實力的平衡提供了絕佳的機會。然而，在當前國際政治情勢下，中俄站在相同意識形態的一邊；被視為「霸權」的美國則站在另一邊，儘管拜登總統和習近平主席最近在APEC峰會上會晤，尋求修復美中關係。然而，華盛頓和北京之間的關係仍然不穩定。
第三，如果習近平主席在最近的APEC峰會上告訴拜登總統，台灣是中美關係中最大、最危險的問題，中國主張和平統一，在某些條件下可以使用武力，美國提供台灣武器是中美關係的障礙，那麼中方似乎對中期解決台灣問題很感興趣。
基辛格和中方起草的《上海公報》着眼於長期解決方案，即根據有關地區緊張局勢的緩和逐步減少美軍及其軍事設施。
從習拜會的報道來看，中方渴望早盡解決台灣問題，最好是透過和平方式解決，但也不排除使用武力的可能性。
因此，如果美方對基辛格學派感興趣，如果華盛頓的中國問題專家學習基辛格的外交策略，那麼利用信號和第三國作為傳遞和接受訊息的渠道，可能會成為關乎台灣未來的美中關係發展的關鍵。
如果大陸2022年8月發表的《台灣問題與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白皮書，提到分階段處理台灣與大陸未來統一的問題，那麼這種方法或許會打開談判進程的大門，但這將要求雙方像基辛格在處理他的秘密訪華任務及隨後尼克遜總統訪問北京時般，表現得靈活、耐心和堅毅。
總之，已故基辛格外交策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在國際均勢政治中力求達到平衡，並試圖透過靈活性、耐心、信號的運用、激烈的談判與中國達成共識。解碼來自目標國家的訊息，最重要的是依賴第三國發送和接收訊息。如果說基辛格的外交手腕和工具可以為中美關係提供借鑒，那麼華盛頓的中國問題專家和北京的美國問題專家，或許就得學習基辛格現實主義學派在國際政治和外交中的實用性和操作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