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的幾位文化界前輩，曾在不同時期、地方（上世紀50、60年代的香港，60年代的台灣，70年代的美國）見過張愛玲。
大學二年級
為《緣起香港：張愛玲的異鄉和世界》寫「小序」的李歐梵，上世紀60年代是名研究生，負責由旅館接張愛玲，陪她到文學會議的開幕酒會。十幾分鐘路，他們走了近一個小時。原來張愛玲「每看到路邊的一顆樹就佇足觀賞它的枝葉」，李歐梵「只有在旁耐心等待」，遂有此言：「讀張愛玲的小說，不能放過任何東西，特別是草木花樹。」
張愛玲1941年在香港大學唸二年級，那一年在大學校園與她有一面之緣的莫綺蓮，事隔80年（在美國見黃心村時，她100歲），對張愛玲有清晰記憶：「第一年在去教室的路上撞見了她。她和另一個二年級的同學一起走下坡來。她朝我微笑，戴着一副牛角框眼鏡，鏡片很厚。」
莫綺蓮記得這位「師姐」，因為張愛玲對她微笑：「通常二年級學生看一年級學生，就跟什麼都沒看見一樣，好像你根本不存在，更別說對你微笑了。」
五十多年後，莫綺蓮在香港書店買了本張愛玲傳記，才知當年對着她微笑的是「她」：「她那樣內向，不愛社交。可看那傳記，她回上海後變化那麼大，真不可思議。」
張愛玲「不可思議」的變化，一如黃心村所說，源於「那雙洞察一切的眼睛，以及如飢似渴的密集閱讀」。
書單以外
大學生修讀的科目，多會有一張書單（Reading List），張愛玲的書單多為西方文學的經典，從莎士比亞到簡奧斯汀，應有盡有。黃心村說「從清單中可以拼湊出一個文本世界」、「是怎樣的一個文學參照系為之後張愛玲的脫穎而出做了鋪墊」。
其實我更感興趣的是張愛玲在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內，到底看了多少套中國名著。《紅樓夢》她早已看過，在圖書館再看一遍？知道她看了《官場現形記》、《醒世姻緣》（她說全書像一幅幅的年畫，顏色鮮明厚重）。
看1938年的馮平山圖書館照片，書庫藏書豐富，張愛玲想看古籍善本，該沒有什麼困難。小時候就閱讀過的舊小說，再看該有更深層次體會。張愛玲繼續寫作的動力，經過戰火洗禮，更堅定了？黃心村看到「明清舊小說宛如她漫長的寫作生涯中的一個文字的家園」，而張愛玲閱讀大量西方文學，會不會讓她用中文創作，同時也用英文寫作（黃心村指出打入英語世界文學主流，應該是張愛玲很早就立下的志向）。
問：「張愛玲的作品在華語世界受到肯定、歡迎，但在西方，是另一回事？」
黃心村的回應：「是，目前依然沒有進入主流，但我們都在努力，可參考我參與翻譯編輯的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Books）最近再版的《流言》（Written on Water）。打入英文世界主流的努力依然不能放棄。」
「在香港居住的2個3年給了她一套豐富的文本參照系統，還有直面戰爭的經驗」。
離開香港，張愛玲「開始一條漫長而坎坷的寫作道路」。
不相干的事
離開香港，來到上海的張愛玲，正如黃心村所言：「開始一條漫長而坎坷的寫作道路」。
張愛玲在香港大學的日子到底過得怎樣了？她遇上良師（許地山、佛朗士）、益友（炎櫻）。日常生活怎樣？大學上課的情況如何？她與老師在課堂上有交流麼？問黃心村：許地生與佛朗士對張愛玲的影響，好像是單向的？那時候有導修課麼？要是有，張愛玲會有問題問老師麼？
看《緣起香港：張愛玲的異鄉和世界》，我只看到兩位學者對在大學學習的張愛玲帶來的衝擊（Impact），十分實在，影響深遠。不過，看來應該是單向的衝擊吧。
1941年在港大與張愛玲有過一面之緣的莫綺蓮（剛滿一百歲的她，回憶當年，說只記得在校園，張愛玲迎面而來，朝着她微笑），她們並沒有交談。張愛玲在港大的日子，由仍在生的師妹細說從前，只得這些了。
在上海，張愛玲寫了不少與香港有關的散文，《燼餘錄》有這幾句：「香港之戰予我的印象幾乎完全限於一些不相干的事。」又說：「人生的所謂『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她「沒有寫歷史的志願……歷史如果過於注重藝術上的完整性，便成為小說了」，逐動筆寫成《傾城之戀》。
為生活而寫作，張愛玲還是有原則的，她沒有像韓素音，為討好西方讀者而寫。
問黃心村：「某華裔作家（不是韓素音）用英文寫成的作品（是暢銷書），與張愛玲的英譯作品（仍未能上暢銷榜），可以作一比較麼？」
「二者是蘋果和橘子，不能類比。」
後記
對黃心村說：「你的《緣起香港：張愛玲的異鄉和世界》內容太豐富了，我寫介紹，限於專欄方塊文章，字數有限，只能蜻蜓點水。」
黃心村的回應：「就像我說的，張愛玲不是目的，是途徑，以張愛玲為起點，勾勒一個已經為人忘記的歷史塲景，或許是我更重要的意圖。」
「其實關於寫作過程，後記還是可以參考，真情寫的。」
我翻看黃心村著作後記，有這幾句：「唱不完說不盡的張愛玲從來就不是目的，也不是終點，而是一個窗口，一套方法、一條蹊徑，從張愛玲重新出發，我想看看她還能將我們帶到多遠。」
我也想看看，黄心村繼續書寫張愛玲，可以把我們帶到多遠。
原刊於《星島日報》，本社獲作者修繕後授權轉載，題為編輯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