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國兩岸四地從事戰略管理諮詢工作已經超過了30年，客戶之中包括不少國際上相當著名和具有規模的跨國公司。因為我的工作涉及到協助客戶們思考和部署他們的商業戰略，並且我在這幾十年間經常穿梭於內地和香港之間，所以對於大型跨國企業在中國大陸和香港發展的特點有着比較多的信息和對比。
大型跨國企業對一個國家或地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們不僅可以創造出大量的就業崗位，也能夠推動當地的技術創新與產業升級。根據統計，全球前500大的跨國企業，其海外資產總值高達33萬億美元，相當於全球GDP的45%。這些跨國企業也為全球提供了近7000萬個工作崗位。與此同時，跨國企業的全球化布局也在不斷促進資源的有效配置與各地區經濟的良性發展。
香港曾經是區域總部選址之一
中國對於國際跨國公司的積極開放可以追溯到鄧小平先生於1992年南巡之後。當時，不少西方的跨國公司看到了中國的機會（無論是作為一個低成本的生產基地或供應中心，亦或是中國方興未艾的潛在市場，或者兩者兼備），作出了他們的中國市場進入戰略部署。當時，我在波士頓諮詢公司（BCG）工作，負責他們的中國業務。來自於四面八方和不同行業的跨國公司紛紛邀請BCG協助規劃他們的「中國戰略」。
當時，許多跨國公司的亞太總部建立在日本東京或新加坡。一部分亦會設在香港。儘管香港本身市場規模並不大，但它的地理位置優勢與當時所處的英治時代，在方方面面都更加容易得到西方企業的認同。
不過，更嚴格來說，當時那些所謂的「亞太總部」只是真正總部的分支機構，一般不具備全套橫貫價值鏈的能力，更多只是在總部的指導下執行業務，所以當時所謂的「亞太總部」的主要職能只是在營銷和銷售等價值鏈下游的領域。
中國內地改革開放給予跨國公司大量機會
在1990年代，跨國公司們意識到在當地聘請一些本地人才是必要的。當時，中國內地的人才還未完全成熟，所以不少跨國公司便會選擇聘請某些港、台或馬來西亞、新加坡的華人來擔當「本地化經理人」。以我的觀察，這些經理人之中有一部分是做的相當好的，但亦有不少沒有辦法能夠做到稱職。我認為這主要是因為這批人過往的經驗主要只是集中在營銷和銷售方面和在較小的物理市場空間裏工作，缺乏所需的對於整體業務的經驗和視野。除此之外，這亦是因為他們過去面對的市場規模較小，複雜程度較低。
隨着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跨國公司對於中國的潛力（無論是作為市場，亦或作為供應鏈樞紐）愈來愈認同，所以它們亦會逐漸將自己的完整價值鏈引入中國，特別是在上游（研究和產品開發）和中游（生產）等。同時，在下游則更加強化了在當地的營銷（品牌定位）、銷售方式和售後服務。此外，它們也將中國業務整合到全球業務中，實現了一般西方人所講的”China for the World”。
在這一過程中有3個重要現象同時在發生和演變。第一，中國對企業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往往成為亞太區中首屈一指的區域。第二，中國業務的全面性不斷提高，並逐漸融入公司的全球業務。第三，中國內地開始湧現出綜合性經理人才，跨國公司逐漸不再需要完全依賴來自於台灣、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地的人才。
跨國公司亞太總部逐漸移到內地
與此同時，跨國公司亦逐漸將它們的「亞太總部」轉移到（或建立）中國內地去。以我不正式的統計，一般以上海或北京為主，深圳、廣州、天津或其他主要城市亦有。同時，香港對於許多跨國公司來說的定位從以前的（所謂）「亞太總部」下降到主要服務香港（和澳門）的執行部門。
當然，並不是所有跨國公司都會將它們的「亞太總部」撤離香港，一部分還會起碼在表面上維持它們的「亞太總部」於香港的表象，不過，它實際上可能只是企業亞太區負責人所居住的地方（因區域出差比較方便）和在稅制和會計方面較為方便；主要的職能如研究、產品開發、製造等都會設在內地，特別是企業的戰略規劃（strategic planning）職能大概率會設與內地，因為那裏是市場和供應鏈樞紐，故此戰略規劃的能力必須與客觀環境緊緊相扣在一起。
跨國公司在這些領域的投資不僅在硬件方面，同時在軟件（人才）方面也會對當地有很大的貢獻。特別是在複雜環境下，企業的領導力和戰略規劃能力這兩方面會為當地的人才培養和社會向上發展動力帶來巨大貢獻。
跨國公司區域總部對香港的戰略重要性
然而，香港在這場大變局中很可惜並未掌握到這方面的機會。當跨國公司和文化所代表的產業重心逐漸移向內地的時候，不少香港的人（包括政策決策者、一些商人、精英和一般的打工仔）只是浸醉於「炒」，並沒有意識到這個發展趨勢將帶給香港和他們個人和家庭（下一代）的影響。香港產業架構逐漸單調化，向金融和房地產集中，在單調的環境中培養不出足夠數量和具有足夠戰略思考，以及在複雜情況之中所需領導力的人才，亦同時沒有為香港的年輕人提供足夠的向上游的機會。除此之外，很可惜，香港的年輕人一直以來都對到中國內地工作缺乏了解和動力。當中國大陸在經歷波瀾壯闊的發展和前進的時候，大部分香港人，特別是香港的年輕人，錯過了搭上快車（和其帶來學習）的機會。
今天，當香港特區政府說我們要再工業化（或新工業化）的時候，我認為我們亦應該思考我們能不能推動「總部經濟」的創立（或「回歸」）。香港有沒有條件成為大多數跨國公司的區域總部？我認為有一些，但遠遠不足夠。有一個優勢是香港的地理區位，它位於東亞的中心點，交通方便，另外還有法律制度、稅法簡單等等優勢，但這些遠遠不足夠。香港的市場與內地的市場是隔斷的兩個市場，不少香港人還以一國兩制的「兩制」部分所引起的兩個不同市場作為香港的主要優勢之一。很可惜，這樣自絕於內地市場的做法，卻同時將跨國公司最重要的職能自絕於香港，特別是戰略規劃的能力。香港人基本上缺乏對內地市場的深入理解和戰略思考能力。
缺乏戰略規劃讓香港人難以建立對商業（和其他領域）所需的全局觀、系統性思考和分析能力、以及在複雜環境中所需的決策能力。
吸引跨國公司來香港建立區域總部對香港來說是具有戰略重要性的，因為它有可能能夠帶動跨國公司整體業務和其價值鏈在香港的建設，而並非只局限於某一兩個環節，如（新）製造、研發和銷售而已。
香港融入中國統一大市場
要讓跨國公司認為香港適合成為區域總部的選址的重要條件是，跨國公司必須認為在香港就像在內地一樣，起碼在市場和供應鏈方面。
香港是否能做到這一點？我認為不容易，但卻不是不可能。香港正在融入大灣區，而大灣區（含香港和澳門）亦是中國的一部分。當中國內地正在建設一個「統一大市場」的時候，我們是否能夠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亦融入中國的統一大市場？
我認為這不是不可能的，但需要仔細的思考和交流如何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中體現出來。當跨國企業認為他們在香港可以建立區域中心時，這無形中亦會給香港人，特別是香港的年輕人，提供更多高質量的就業機會，特別是在複雜環境中所需的戰略規劃和思考能力，以及帶領大規模團隊（往往是跨界）的領導力。
香港長遠發展需要高質量的、有全局觀和戰略思維的人才，而高質量和有戰略思維的人才需要良好的土壤培養。建立區域總部經濟將是香港發展的關鍵之一。人才建設和儲備是需要時間的，不可能一蹴而就。香港要摒棄短期思維，什麼都要「即食」和「去搶」，更需要有更長遠的眼光和戰略定力。在這方面，香港任重而道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