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正當中國內憂外患之際，梁啟超先生來清華發表了以《君子》為題的演講。他以《周易》裏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為勉勵之詞，來激勵清華學子堅忍強毅、發奮圖強，為國家之中流砥柱。
一百多年來，一代代清華學子繼承「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精神，把自身發展與國家的前途、民族的命運緊緊地聯繫在一起，匯聚成一曲昂揚激越的時代壯歌！
錢穎一無疑是這一精神的忠實踐行者，不論從事何種工作，他總是與改革同行，肩負起時代賦予他的社會責任。
當改革大幕初啟，他遠渡重洋，探尋富國之道﹔當改革如火如荼，他頻繁回國講學﹔當改革愈來愈呼喚傑出人才時，他放棄在國外取得的終身教職，回到母校投身教育事業﹔當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時，他走上了政協舞台，為經濟健康發展建諍言、獻良策……他以學術和教育報效祖國、服務人民，在波瀾壯闊的改革大潮中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
負笈海外 心繫改革
錢穎一出生於北京，小學和高中時光都在北京度過。「錢穎一是一個酷愛讀書的人，放學回家從不休息，總是在念書作業，每天早晨堅持聽英語教學廣播。高中畢業後，他到京郊密雲插隊當了知青，讀書熱情依舊不減。」熟悉錢穎一的朋友回憶。
1977年，中國恢復高考，錢穎一考上清華大學數學系。「我們班上有一半同學，包括我在內，上大學前在農村插隊，或在工廠工作。我后來之所以關注經濟改革，跟這段經歷很有關系。」錢穎一告訴記者。
1980年夏天，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教授陳省身在北京大學開了一門微分幾何課程，對象主要是研究生。經由在清華授課的中科院數學所研究員戴新生聯繫，清華大學數學系的幾位三年級本科生也來聽課，其中就有錢穎一。他們和其他研究生一樣地交作業、參加考試，最後錢穎一拿到了一個 A。戴新生建議，這些學生可以申請美國大學的獎學金，出國留學，進一步深造。
當時國內還沒有 TOFEL、GRE 考試，能夠提交的材料非常有限。1981年3月，清華學生宿舍傳達室告訴錢穎一，有一封來自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信。他獲得了全額獎學金，包括學費和生活費。就這樣，錢穎一踏出了國門，成為改革開放後最早一批留學生中的一員。
僅用了一年時間，錢穎一就拿下哥倫比亞大學統計學碩士學位。兩年後，他又獲得耶魯大學運籌學和管理科學碩士學位。
1983年，錢穎一在課堂上遇到了正在耶魯做高級訪問學者的吳敬璉。從吳敬璉那裏，錢穎一聽到了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病，也第一次知道了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奈（Janos Kornai）的《短缺經濟學》一書。錢穎一回憶，這段經歷對他影響非常大，他的興趣開始從應用數學轉向經濟學。
錢穎一系統地接受經濟學教育是在哈佛，他的博士論文是運用現代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和分析工具研究計劃經濟體制及其改革的問題，導師之一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博弈論大師馬斯金（Eric Maskin）教授。後來，馬斯金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我與科爾奈共同指導了錢穎一這位天賦非比尋常的博士生，他後來成為我的合作者……希望中國的經濟學後生可以繼承錢穎一等人開啟的傳統。」
當時，哈佛大學經濟系有一批中國學生，活躍於剛剛成立的中國留美經濟學會，包括許成鋼、王一江、李稻葵、白重恩等，1986—1987年錢穎一擔任該學會的會長。他們經常聚在一起討論，話題總是離不開中國的改革。
80年代後期，錢穎一經常回到國內，參加政府機構的各種會議和調研。他曾到沈陽調研國內第一個股份制改革企業——金杯汽車，也調研過湖北的二汽，還實地考察過當時設於上海靜安寺儲蓄所一個營業廳的最早的國庫券交易情況。
1990年，錢穎一獲得了哈佛經濟學博士學位。畢業前，他收到了好幾所美國著名大學經濟系的聘書，包括芝加哥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哥倫比亞大學，他最終選擇了斯坦福大學，在經濟系任助理教授，從此開始了長達十多年的海外教學生涯。
每年夏天，錢穎一都要回國講學，把海外經濟學研究的前沿介紹到國內。在北大、人大、中國社科院等院校，錢穎一講授博弈論、信息經濟學等當時非常領先的課程。他也是最早把公司治理理論引進國內的學者之一。
教育改革 行勝於言
2002年秋天，錢穎一開始為清華的本科生講授「經濟學原理」。「錢老師講課很有邏輯，善於引導學生提問，引發爭論與思考。」學生都這麼認為。因此，錢穎一的課，教室總是爆滿。學生開玩笑說，要「拼人品」才能搶到一個位置。2012年，他獲清華大學學生會評為「我最喜愛的教師」。
2006年9月，錢穎一出任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長期在海外留學、執教的錢穎一，發現國內在教育理念上存在一些問題。比如，重視「有用」的知識，輕視「無用」的知識﹔重視「學好」，輕視「好學」﹔重視「育才」，輕視「育人」。這種教育上的「短期功利主義」，不僅不利於經濟發展，更有礙於人的現代化，影響民族的進步。
錢穎一給記者舉了一個例子。中國學生回到家裏，家長都問：「你今天學到了什麼新知識？」而猶太學生回到家裏，家長卻問：「你今天問了什麼好問題？」在錢穎一看來，培養學生好奇心、善質疑、會提問，才是好的教育方式。
錢穎一帶領學院探索本科通識教育，通過價值塑造、能力培養、知識獲取「三位一體」的教育，推動學生全面和個性化發展。
「今天，你 CTMR 了嗎？」這是清華經管學院同學的口頭禪。
「CTMR」是經管學院開設的「批判性思維和道德推理」（Critical Thinking and Moral Reasoning）課程的英文縮寫。這門課程很特殊，沒有現成教材，沒有標準答案。每周一堂大課由教授主講，再由助教帶領分成十幾個小班上課，討論一些非常犀利的問題，有時還組織學生辯論，以培養學生的批判思維能力。
錢穎一花了很長時間研究並落實通識教育的核心課程，包括「中國文明」、「西方文明」、「中文寫作」、「心理學概論」、「批判性思維與道德推理」等，覆蓋了人文、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等基礎學科，一半以上專業課程是英文教學。
當錢穎一將這份課表放在一位耶魯校長和一位哈佛院長的辦公桌上時，他們認為這張課表一點都不輸給這兩所大學，而且還具有中國特色。
早在1994年，首任院長朱鎔基就明確提出要「辦成世界第一流的經管學院」。但由於受以往學術型碩士模式的影響，中國的 MBA 教育形成一些弊端，比如，過於偏重理論學習和分析工具研究，忽視品格、溝通技能、整合學習和通過實踐學習等要素。
「MBA 教育的本質是一種高端的職業教育，必須從過去注重傳授知識，變成全面培養領導者的素質、能力和品格。」錢穎一認為。但這意味要重定課程體系，並說服教授改變思維意識和教學方法，其難度可想而知。
2008年9月，清華經管學院推出「新版清華 MBA」，其定位是培養「未來領導者」。新版清華 MBA 強調「領導力」、「企業家精神」和「體驗式學習」三個要素，全面培養學生的綜合能力。
改變的不僅僅是一張課程表，涉及到教學、師資、招生等各個方面，而錢穎一事必躬親，注重細節。比如，他剛當院長就要求所有樓道標識和辦公室門牌都換成中英文雙語；學院要有學府氣派，「去俗氣、去官氣」，不在主席台上擺花，嘉賓不再戴胸花等。
2012年，錢穎一領導學院推出「清華 EMBA 全新課程體系」，包括四大模塊，分別命名為「天」、「地」、「人」、「通」。這四個字聽起來很有中國文化味，每個字背後的內涵都非常豐富，結合了中國國情、清華風格和世界一流商學教育的精華。
錢穎一剛當院長，就與 INSEAD（歐洲英士國際商學院）簽訂了聯合舉辦雙學位 EMBA 國際項目的協議。這個清華 EMBA 國際項目於2007年6月開班，至今已經招收了九屆學生。九年來，他為每一屆學生用英文講授《中國經濟與宏觀經濟學》課程。
2015年10月19日，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公布全球 EMBA 百強排名，清華 EMBA 國際項目排名全球第一。這是中國大陸商學院教學項目首次排名全球第一，可謂「九年磨一劍」。
但錢穎一的教育志向，顯然不是在一個尖端項目上。消息公布前，他就向學院的每位教職員工發了一封電子郵件，在感謝大家的同時不忘告誡：「排名全球第一既不是學院的使命，也不是學院的追求。建設世界一流的經濟管理學院，我們在路上。」
參政議政 建言改革
2013年，錢穎一成為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身為經濟學家，關注的重點自然是中國的經濟改革和發展問題。而這一領域錢穎一也最感興趣。
錢穎一的中國經濟研究，有兩個突出的特點：一是使用前沿的經濟學研究方法，來研究中國改革中出現的制度轉型問題。二是從國際比較的視角來研究中國的經濟問題。這兩者的結合使他的研究成果，往往能在經濟學界和決策層產生廣泛的影響。
2014年，中國經濟增長面臨下行壓力，希望政府推出刺激政策的聲音也不斷出現。如何理性看待經濟增速下降的現象，進而提出合理的政策措施？
這一年7月，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舉行上半年經濟形勢分析會，錢穎一在這個會議上，提出分析經濟增長，要區分短期與長期問題，分清周期因素和趨勢因素。他認為，長期以來，人們習慣於用投資、消費、出口，即俗稱「三駕馬車」的理論框架，來分析經濟增長問題。從中推導出的政策結論顯然是：由於出口很難控制，消費一時又上不去，所以只有增加投資。
「但是，這個分析框架完全是基於凱恩斯的理論，是用來分析周期性經濟波動帶來的短期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論框架。經濟學家分析長期經濟增長時，並不用這個理論框架，而是基於生產函數的供給模型。」錢穎一說。
「現在的問題不是周期性、短期的，而是趨勢性、結構性的。不能用調控短期周期性經濟波動的政策工具，來解決長期經濟增長的問題。」錢穎一提出，當前應主要靠供給方面的制度和政策，通過改革、開放、結構調整，以及鼓勵創新創業，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促進長期的經濟增長。這與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精神和「供給側改革」的提出可謂不謀而合。
2015年全國兩會期間，錢穎一在政協全體會議上作大會發言，題目是《中國經濟增速下行：如何看，如何辦？》。發言受到委員們廣泛好評，被認為既有學者的嚴謹，又不迴避現實問題。
在發言中他建議，在經濟增速下行的情況下，政府應避免推出大幅度的刺激需求的政策，也不應過度依賴央行的貨幣政策。相反，要留給市場和企業自我調整的空間，發揮政府在供給政策上的作用，並建立新型政商關係。
經濟進入新常態後，如何培育發展新動力？創新驅動無疑已成為廣泛共識。當談到創新時，人們自然的會聯想到美國的硅谷。「但硅谷不是計劃造出來的。」錢穎一對記者說。1990年，錢穎一到斯坦福大學任教，居住在硅谷，親眼目睹硅谷騰飛，對硅谷的創新文化有切身的體會。
早在2000年，錢穎一就發表了《硅谷的故事》一文。在文章中，他寫道：「我們從硅谷的成功中看到的是個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的充分發揮。硅谷不是計劃造出來的，也不可能產生於僵化的體制。只有一種自由的創業體制和非常分散的決策過程才能創造出硅谷這樣的奇跡。」
錢穎一認為，未來深圳、北京、上海、杭州最有潛力成為全球性的創新聚集地區，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使我們看到中國創新城市崛起的希望。那麼，政府如何在其中發揮作用？
針對這個問題，錢穎一在2015年兩會期間提交了題為《關於在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中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建議》的提案。
他指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本質上是草根活動，應該依靠民間力量，依靠市場機制。政府要避免過去推動創新時的慣性做法，特別是要避免直接做風險投資、搞貸款。但是另一方面，政府要有所作為，要創造法治環境，改善監管環境，搭建競爭平台，掃除政策障礙，要自身革命並且自身創新。
原刊於清華大學 EMBA 微信平台，本社獲授權發表。
（封面圖片：清華大學官方網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