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大仙民政專員（DO）黃智華將離任赴北京進修，地區團體設宴歡送，筵開40多席，約500人參加，引來一場風波。
建制派喜用飲宴聯誼，或在社區派禮品「維繫群眾」，當年被稱之為「蛇齋餅糉」。但當其時也，權力圈中沒有人出來批評，建制派內則認為這是泛民對建制的攻擊、中傷！
地區酬酢司空見慣 過去未聞建制派批評
現在泛民在政壇消失了，權力圈中頭面人物就出來公開申斥，說送別宴是浮誇之風、「過晒火」，並聲言關注「金主」是誰。
過去在地區司空見慣的飲宴酬酢，建制派內沒有人認為有問題，為何現在一個民政專員離任、500人出席道別宴，卻成為眾矢之的？據報道，另一名黃大仙時任民政專員蕭偉全2013年離任時，道別晚宴甚至達100席，當時也沒有聽見建制陣營有什麼批評聲音。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但政治是！搞政治很多時間都是在飲宴或派對中拉關係、建人脈，這不是中國人社會特色，外國亦然；而且與民主制度也無關，因為不少地方在投票前夕請「流水宴」，場面「墟冚」，民眾視之如平常（去過台灣觀選戰的人應有印象）。如果說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那麼政治飲宴（或飯局）背後目的，往往是為了搞好關係、方便做事，希望疏通官場人脈，日後在某些事情上能夠幫一把。
香港防賄條例甚嚴，但收受「利益」中不包括款待（指供應在場享用的食物或飲品）。如果歡送官員的宴會不涉及公帑，本身沒有什麼可非議的地方。那麼黃大仙民政專員歡送宴揭示的，到底是什麼問題？
首先，這不是什麼「浮誇之風」的問題。如果40席太浮誇，10席或甚至1席又可以嗎？大家應該還記得， 2021年7 月媒體曾報道有3名政府高官出席一個私人會所聚餐，當時新冠疫情措施仍未解除，他們都因違反「限聚令」而遭票控。那場飯局約有10人，只得1席，但因為引起公眾聯想飯局是否有什麼其他目的，因而受廣泛非議。
DO送別宴揭示制度問題
同樣道理，黃大仙民政專員離任有如此盛大歡送場面，令人懷疑是否在新選舉制度下，民政專員未來在地區事務上權力大增，專員既是區議會主席，又掌握撥款申請權，並負責執行新引入的區議員履職審查機制，地區團體需專員推薦才有機會加入地區「三會」（分區會、防火會、滅罪會）。民政專員既有這些權力，地區人士自然會傾向巴結、「籠絡」，飯局可能因而變質為「另有目的」！
這是「完善選舉制度」之後出現的新問題，民政專員權力大了，地區人士自會向專員靠攏，宴會只是其中一種方式。故此，這次送別宴風波給公眾的啟示，是要考慮如何制衡民政專員的權力，提防濫權，把制度搞得更公開、公平、公正，如此方為正路。簡單說，這次送別宴引出的是制度問題，不是作風問題。
其次，本港地區行政向來是培養政治人才的初階，讓地區人士熟悉區內的管理、民生、社區事務，具潛質的就可在政壇拾級而上。至於出任民政專員、統籌地區工作，也是不少政務官初挑大樑、在公務員體系內上位的一個重要起步點。而政治問責制推行後，出任問責官員的主力很多都來自政務官。換言之，如果當政務官時深受民眾歡迎，她／他不但可升至公務員體系內的頂層（常任秘書長），更有機會成為問責班子內的司局長，甚至有機會問鼎特首。
這次黃大仙民政專員是短暫離職北上學習，回港之後預計不會再當民政專員；現在歡送專員的地區人士稍後要獲委任區議會內職位，也不再是這名專員的職權範圍。那麼，搞這次送別宴的人到底是誰？據報道，民政事務總署回應查詢時指，這次晚宴由九龍社團聯會有關的地區委員會統籌。眾所周知，九龍社團聯會是根正苗紅的地區組織，它們參與統籌歡送晚宴，是否為地區專員造勢？
官員離任場面乃政治資產
歡送場面哄動，予人感覺是這名專員「深得民心」、表現卓越，民眾對他離任依依不捨！如此場面，是專員的政治資產，有助他未來的政途發展。
有報道指該專員在去年中共二十大之後率先舉辦地區宣講活動，數量居各區前列，這次是獲保送到北京大學修讀高級公務員公共管理碩士課程一年，並在20名學員中擔任班長。由九龍社團聯會有關地區委員會統籌送別宴，是否意味內地「認可」專員表現，要藉送別宴為專員「集氣」？如果屬實，500人的道別宴就不是單純送別，而是顯示北京要藉此肯定這名專員的表現。倘只把這場送別宴說成是香港建制派的浮誇之風，就顯然是捉錯用神，因為道別宴可能是為專員造勢，有「政治作用」，中央就是要表揚這種「政治過硬」的政務官！
中國大陸官場內官員離任交接，留下不少故事。《後漢書．循吏列傳》說劉寵離任東平陵縣令，「百姓將送塞道，車不得進，乃輕服遁歸」，可見百姓對他如何不捨。「循吏」是指重農宣教、清正廉潔的好官。古代沒有公民投票，官吏是否受人民愛戴，往往就是觀察他們離任時老百姓的反應。
這種專制皇權年代的官場文化，在近世仍不斷上演。內地媒體於2014 年12月報道，吉林省松原市原市委書記藍軍涉嫌嚴重違紀，他離開松原時，當時市委廣場和市政路有「千人送藍書記」的場面，一群穿著黑色西裝、白色襯衫的幹部「群眾」舉起橫額，其中有「藍書記，我們不願您走」等，引人注目。
據報道指，這是一場經精心策劃的有組織行為，是刻意導演的送別鬧劇，是自我貼金，為自己造勢。當然也有真實的故事： 2013年山西大同市長耿彥波離任，道別會上成千民眾跪地拉布條，要求耿「不要離開」、「大同不能沒有耿彥波這位好市長」。由此可見，官員離任時的民間反應，是對他們在任時工作的一次最真實評價。
按內地官媒報道，自中共十八大以來，即不斷強調要嚴肅換屆紀律。過去官員離任前通常要吃告別飯，中央「八項規定」出台後，基本上大吃大喝的「高調飯局」大減，官員離任時都很低調，不吃飯，不搞飯局。話雖如此，政府即使有嚴格規定，惟內地官場吃喝飲宴之風仍難以禁絕。
地區人士應監察DO工作 免權力失衡
本港民政專員屬首長級丙級政務官，在首長級薪級表第二點（D2），只屬初級政務官，於地區上主要負責協調、聯絡工作，配合特區政府中樞推動各項政務；專員並不專責某項政策。「完善選舉制度」之後，地區專員權力擴大，有評論稱之為「小特首」。但這稱號言過其實，也令不少政圈人士對地區專員產生了不切實際的期望。
區議會雖然被大幅削權，惟它仍是培養參政人才的基地和起點，應該廣納不同背景的人加入；委任地區人士以至分配社區資源，都應下放給各地區組織，而不是由地區專員一手包辦。地區人士應該與專員是合作伙伴，而不是要靠拉關係、討好專員才能上位。
地區官員不再是「父母官」，地區工作要官民和衷共濟，地區人士應該可以監察專員的工作，令權力不會失衡，落在政府官員一邊。唯有如此，方能杜絕藉迎送酒宴拉關係向官員靠攏的惡習。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