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可貴，一個原因是人性本來就喜歡自由、自主、自在；另一原因是人類社會文明的進步，有賴思想交流和制度演化；最後一個原因就是作為監督政府和一切掌權者的手段。我們的認識本來就有局限性；我們的制度本來就不完美。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新聞自由可讓大家檢視不同的思考角度，促進社會的進步。由於社會難免會有階層之分，權力總會有不同程度的集中，有必要依靠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制衡掌權人士，防範他們濫權。
沒有絕對的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
然而，真正和完全的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在世上其實十分罕有。何解？原來除了有可能被掌權者打壓外，還有來自民間內部的壓力。在今天的香港，來自官方的、對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的打壓並不明顯，反而基於不同的考慮，很多人的言論都是言不由衷的；個人恩怨、商業利益、政治考慮、投人所好等等，都可以扭曲一個人的言論。這些考慮，同樣會影響媒體，以致媒體中的言論，甚至新聞報道，都可能遭受不同考量的扭曲。
我不喜歡政黨政治的一個原因，正是因為政黨都有一套自己的理念，而黨員都會因此而受到制肘。某人參加一個政黨，多多少少就已經構成某種妥協，因為縱使主要的理念與自己的很接近，亦難免在具體問題上彼此出現分歧。參加了一個政黨，就要接受言論受牽制的事實。我寧願每一個參政人士的言論都真確地反映他自己的觀點，每一個參政人士都以個人身份參政。
《金融時報》的社論版每天都登有該報的金句：Without Favour or Fear，即是「不偏私，不畏懼」，意指會憑良心就事論事，執意求真。如果辦報的人、記者和撰稿人都能本着這個態度去辦報、採訪、撰文，那麼我們的新聞界就會有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的文化。記者和評論家能秉持這些原則，就值得我們敬重。
可貴的尊重文化和寬容文化
然而，言論自由還要靠廣大公民養成一種尊重文化和寬容文化才能體現。言論自由應該是大家共享的，而絕不應狹隘地理解為我和同路人獨享的言論自由。和自己相左的人一樣應享有暢所欲言的空間。尊重文化和寬容文化其實可稱為言論自由的基石，有了尊重文化和寬容文化，大家就可以天南地北無所不談，沒有話題太敏感、沒有觀點太尖銳。大家暢所欲言去擺事實，講道理，不作人身攻擊，不扣人家帽子，不低貶異己之見為歪理邪見，不去喧鬧阻人發言，不作噓聲羞辱人家，當然更不會暴力對待持異見者。誠意交流必須心存謙卑虛心聆聽別人，並尊重別人發言的權利。很不幸，這樣的香港好像已不復存在。於是，在不知不覺間我們所珍惜的言論自由空間已收窄了。
言論自由不應是任意罵人、任意用粗言穢語的自由，也不是任意編造故事詆譭人家的自由。沒有起碼的自制力就沒有共享自由的條件。由於這自制力並非必然，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出版自由都好應該接受合情合理、公開透明的法律框架規範。
很多人說香港的言論自由收窄了；但是，是誰收窄了我們言論自由的空間呢？
附錄：
早前發表的一篇文章的一小節，被編輯加了醒目標題：「程序公義等於真公義？」由於可能引起誤會，我覺得有必要解釋。
筆者其實認為：文明社會十分需要程序公義。所謂程序公義，就是大家忘掉自己身份和既有利益的想象，設想程序和原則應該怎樣設計，一旦有了決定，往後便要跟足程序和原則去辦事，不能輸打贏要。Bruno Frey 稱程序公義帶來的幸福感為 procedural utility；我在敝著Public Policy and Public Interest 稱之為 ex ante utility。
筆者提出公民提名不一定合乎公義有兩個理由。其一正是它違反了程序公義！特區政府成立，建基於《中英聯合聲明》中的「一國兩制」理念和《基本法》。我們不應該突然背離「一國兩制」理念和《基本法》的要求。我們向來以法治為重中之重的核心價值，當然要依足《基本法》第45條，確認提名委員會的權力，亦當然要確認人大常委對《基本法》有最終的解釋權。所謂愛與和平的佔中，已發展成以犧牲無辜市民利益作為抗爭手段，這當然背離了對其他人關愛的原意，變成對別人合法權利的任意踐踏。
其二是公民提名只是多種提名方法之一；當天佔中商討日硬要排除合法合憲的、其他同樣符合國際標準的方案，只留下三個都包含公民提名的方案，給廣大市民公開投票，明顯違反了程序公義！
法治就是程序公義之犖犖大者，佔領者視法庭禁制令如無物，怎麼可以說奉行程序公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