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提到敦煌考古專家樊錦詩的自傳《我心歸處是敦煌》,書中樊的經歷跨越了大躍進、文革和改革開放等大半世紀。自傳記錄了一個知識分子在動亂的大時代如何報效國家。
樊錦詩1938年生,杭州人,生於北京,長於上海,父親樊際麟是清華畢業的工程師。樊錦詩1958年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1963 年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工作。1998升任院長, 2015退休後任名譽院長。2018年獲國家頒贈文物保護傑出貢獻者榮譽。2013年,香港大學頒予樊榮譽社會科學博士學位。
樊錦詩畢業的上世紀60年代,全國工作單位都是由國家分配。樊際麟聽到女兒被分配到敦煌的消息後,不放心女兒家跑到那麼落後的地方,特意寫了一封給北大領導的信:「小女自小體弱多病,希望學校改派其他學生。」那時候全國正學習雷鋒精神,女兒決定將信扣起來。
樊錦詩北大畢業時,中國正經歷大躍進後持續3年的大饑荒,甘肅是重災區。到了敦煌,她親身體驗了這地方的貧窮和落後。甘肅雖然盛產水果,但失收加上配給,大家分到很少,樊看到水果長在人家的樹上,又不能去偷,最後只能眼巴巴的等到水果成熟,幾個同學分到一臉盆,一個晚上就全吃光了。
國家發展靠「犧牲小我」 長遠非良策
樊那陣時候已經和她未來的丈夫考古系的同學彭金章談戀愛,彭畢業後被分配到武漢大學,兩地相思令樊非常困擾。1966年,文革啟動了,樊趁機會「串聯」到北京拜訪彭的大哥大嫂,然後再轉去武漢找彭。1967 年,兩人在武漢結婚,婚禮沒有什麼鋪排。之後新婚夫婦回上海探娘家,但上海的家已經被紅衛兵抄家了。這是彭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見岳父岳母。
文革席捲全國,樊際麟被鬥,經不起折磨,自殺而殁。樊大弟因為父親的原因,不能落實工作,母親又病倒了,偏偏這時候,樊又懷了第一胎。壓力超大下,樊差一點留產。那時候,樊最大的念頭是申請轉户口到武漢,回到丈夫身邊。
兩人申請轉換工作崗位一事,一直糾纏多了都沒有結果,一直到了1986年,彭終於成功調到敦煌研究院,一家四口(那陣樊己經有第二名兒子)才真正重聚。樊在書中不只一次提到她是一個不稱職的妻子和母親。
敦煌是世界文化寶藏,被大西北的風沙侵蝕了多年,重現人間需要費很多人力物力,國家對人力的全面支配權加速了這事的發展。然而,從個人的角度,付出了那麼多,又能否心甘情願呢?
樊錦詩在書中談到悲慘經歷時,雖然是一腔眼淚,但就像很多貼心貼地精忠報國知識分子般,並沒有對黨和國家有半分怨言。但我深信人性是自私的,一個持之有恆的政治制度更不可以建築在「雷鋒精神」上。國家在發展中階段,往往選擇犧牲小我,成就大我,但長遠不是良策。還是我的好朋友小廉(清華法律系畢業)說得好:如果不是國家強迫命令,誰會去那陣子敦煌這鬼地方!
作為不是生活在內地的香港人,我們說愛國是很容易的,因為付出代價的不是自己(至少過去如此)。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