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求學期間，經常接觸到一個字”trauma”（心理創傷）。對看精神科醫生「習慣成自然」的美國人，失戀、失身、失婚、失業、被霸淩、被性騷擾、遭遇交通意外、童年陰影、大病一場，通通可以造成創傷。難怪早在1980年，美國精神科醫生的專業組織美國精神醫學學會（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已將「創傷後壓力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確認為精神病。據報美國每年多達3.5%的成人罹患此症，約10%的美國人更會在生命的某個階段「跟它遇上」。
中國人承受不少歷史創傷
可是，用美國人的話來說，他們沒有「壟斷」創傷的權利（Americans don’t have a monopoly on trauma）。說到歷史創傷，中國人承受的不會少於其他民族，包括猶太人。很多人覺得清史難以卒讀，原因在此。不要說正史，就連小說、電影和電視劇這些大眾文化和娛樂商品，只要觸及歷史的傷口，我們都會覺得痛。
我看電影《投名狀》（2007年上映，導演是陳可辛，故事背景是1860年代清朝太平天國時期）時非常感動，讓我印象尤為深刻的是金城武飾演的姜午陽說的一句話：「在這個年代，死很容易，活着更難。」
這是歷史的悲情，但想深一層，我們今日讀清史，應該覺得自豪而非屈辱。一如演員吳京在《戰狼2》手刃殺人如麻的美國狂徒後所言：「你說的中國是從前」。昔日晚清的積弱無能和閉關自守，恰恰反映了今日中國的日益強大和改革開放。
清末知識界對國外事物興趣不大
先從世界觀說起。1759年乾隆皇帝頒布只有廣州能跟外國做貿易的「一口通商」政策，直到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後才變成「五口通商」。清末知識界對國外事物的興趣不大，比方說，魏源的《海國圖志》和徐繼佘的《瀛寰志略》，在中國本土的銷售遠不如日本。這不難理解，科舉制度是士大夫唯一在社會攀爬的路徑，而科舉不考國外的東西。
儒家學說在知識界根深蒂固，也造成對外來知識的抗拒。這從清廷對待「留美幼童」的態度可見一斑：當他們學得「太多」外國的東西，就會被送回國。
中國首位駐英國大使是曾國藩的老鄉和好友郭嵩燾，他的湖南鄉親不覺得與有榮焉，反而寫下對聯諷刺：「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容於堯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郭氏無奈感嘆道：「流傳百代千齡後，定識人間有此人」。
提出「信、達、雅」標準的翻譯家嚴復是另一例子。嚴復是英國格林威治皇家海軍學院（Royal Naval College, Greenwich）的高材生，成績遠勝同學伊藤博文；但回國後只能在水軍學堂教書。伊藤回到日本卻聲價十倍，後來更成為首相，帶領日本在甲午戰爭大敗滿清。
今天的中國早已走出自視為「中央王國」（Middle Kingdom）的狹隘思維和故步自封。我們是全球最大的貿易國，出口量乃美國、德國和日本的總和。留學生人數從2009年不足23萬增加到2019年逾70萬。學成回國的人數亦由2009年若23萬增加到2019年的58萬。
清末的「分」和今日中國的「合」
清朝是一個由少數民族領導的皇朝，八旗系統以滿洲人為主，納入若干蒙古人和漢人，構成一個高度集中的管治和利益團體。滿清明白，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科舉考試制度，不但為極少數漢人提供出人頭地的途徑，更給予大多數漢人出人頭地的希望，但它對漢人的懷疑和不信任始終如一。這是自然，畢竟漢人佔大清帝國子民的絕大多數，有道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這解釋了清朝對改革為何畏首畏尾。大清嘗試平衡國家的整體利益和滿清政府及滿洲貴族的自身利益。當兩者出現衝突，滿洲親貴的利益往往走在前面。比方說，當清廷認識到要學習外文，首先想到的是滿洲八旗子弟，只因八旗子弟反應冷淡，才給予漢人機會，結果大大推遲國家現代化的速度。這就是清末的「分」。
再舉一例，太平天國在南方起義，咸豐皇帝本不想用漢人平亂，怕他們不夠忠心。但八旗和綠營兵打不過太平軍，漢人文官曾國藩才獲准訓練團練軍隊，成為日後的湘軍。李鴻章旗下、以安徽省鄉勇為骨幹的淮軍也是這樣冒出頭來。
淮軍擔負保衛清政府的重任，但不時遭到清廷打壓和控制。梁啟超總結甲午戰敗說是李鴻章「一人敵一國（日本）」。北洋水師在黃海戰役遭重創，並非無可避免。當時清朝的主力艦「定遠」和「致遠」停泊在山東威海衛，但山東巡撫李秉衡跟李鴻章不和，沒有出動阻擋日軍攻佔砲台。結果日軍用清軍的砲擊沉清軍的戰艦，令人痛心疾首。
光緒本想採用康梁之計變法圖強，但變法損害滿人利益，慈禧遂把它捏死於萌芽之初。這就是「先保大清，後強中國」的基本原則。
其後八國聯軍入侵北京城，東南各省選擇置身事外，史稱「東南互保」。大敵當前，地方政府居然可以隔岸觀火，不用個「分」字，能用什麼呢？
大清的「分」與今日中國的「合」恰成強烈對比。今天領導人推動的，是整個中華民族的復興，國家的發展和主導的政策都朝着同一個「中國夢」的目標。「東南互保」這類鬧劇不可能在今日中國發生。
清末的「被動」和今天的「主動」
由於統治階級的目標與整體國家的發展方向背道而馳，滿清對改革和學習西方新事物的態度非常被動。
1793年馬嘎爾尼（George McCartney）訪華，帶來的禮物包括最新的火槍，卻遭乾隆冷待。乾隆對西方世界並非一無所知，而是頗為了解，所以才極力防範。他以傲慢和冷漠的態度對待洋人和西方技術，因為他認為只有鎖國才可延續大清管治漢人的愚民政策，而現代化卻要冒漢人變得難以管治的風險。
第一次鴉片戰爭後，英國人的船堅炮利打開中國沿海的通商港口，但沒法動搖道光皇帝抗拒開放的決心。清朝歷代皇帝皆以博學勤奮著稱，道光也不例外。他的排外並非來自愚昧和無能。最合乎邏輯的推論是因為變革開發民智，而民智一開，清朝的管治勢必不穩。縱觀清末歷史，每次變革都是逼不得已：
第二次鴉片戰爭大敗後，因為要跟外國聯繫，才設立同文館和處理各國事務的衙門。
太平天國後，因為要用洋槍洋炮鎮壓動亂，才發起洋務運動。
甲午戰爭後，才想到改革制度。
八國聯軍後，才想到全面改革制度。
辛亥革命後，才加速推動君主立憲，但為時已晚。
清廷被動，因為他們是中華民族的少數，整個民族的復興對他們的絕對統治沒有好處。它的改革，往往在兵臨城下、迫於無奈和別無選擇的情況下進行，所以總是拖泥帶水、不痛不癢。
這與今天的中國有雲泥之別。當其他國家還在追逐短期利益，北京已大力發展基建，因為基建是工業的靈魂和產業鏈的血脈。今天的中國「化被動為主動」，積極建設別人看不見的未來。在新能源、大數據、人工智慧和超級電腦各方面，今日中國皆走在世界的最前線。原因很簡單：今天的中國為整個民族復興而奮鬥，不會瞻前顧後、三心二意。
從今日中國的視覺看清末，感受到的不是歷史的屈辱和創傷，而是身為中國人的光榮。這就像搭乘風馳電掣的高鐵，在歷史的長廊看到中華民族的復興和中國夢成真，怎不令人熱血沸騰？
「復興史觀」的精神
沒有人可以否認，中國的近代史寫滿被殖民惡勢力（而不是什麼西方列強）羞辱的故事。從歷史的長遠觀點看，這樣的情節轉折（plot twist）確實令人意外。中國發明指南針、火藥、紙張和印刷術，在歐洲仍然相對落後之時已經創造和累積了驚人的財富。可是，接下來中國和中國人要承受的卻是幾個世紀的被霸淩、被侵略和被瓜分。可是，更大的情節轉折還在後頭：今日中國不但可以決定自己的命運，甚至可以改變世界的命運，這一點連一直以老大哥自居的美國也不得不承認。2022年5月26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 ）在喬治華盛頓大學發表政策演講，稱中國是「唯一一個國家，既有重塑國際秩序的意圖，又有日益強大的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實力來實現這個目標」（China is the only country with both the intent to reshape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increasingly, the economic, diplomatic, military and technological power to do it.）
所以，與其為清末的屈辱而悲哀，倒不如為今天和當年的對比而自豪，這就是「復興史觀」的精神所在。
原為《你說的是從前──清末與今日中國》序言，本社獲授權轉載。
新書簡介：
書名：《你說的是從前──清末與今日中國》
作者：禤駿遠
出版社：商務印書館
出版日期：2023年4月
禤駿遠簡介：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文學士、香港中文大學比較及公眾史學文學碩士、特許財經分析師。曾任中大逸夫書院校董會校董 、何鴻燊博士醫療拓展基金會委員，現為中大醫療機械人創新技術中心董事。著有《從李小龍對功夫有所不知說起》和《真命天子──古代中國的帝位傳承與〈孫子兵法〉》兩本英文著作，以深入淺出的方式向華文世界以外推廣傳統中國文化和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