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潘毅教授:只有願景 不能解決青年問題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講座教授潘毅認為,港府最近推出的《青年發展藍圖》嘗試全方位照顧年輕人是好事,但畢竟這只是一個願景(vision),在落實措施時需要了解青年實際需要,確保政策每一環都可以到位。

承接上文:〈專訪潘毅教授:貧窮限制青年想像未來 社會須聆聽他們的聲音〉

年輕人長年面對學業、就業、創業和置業問題,中央政府亦在多個場合表達關注,港府終於在去年12月發布《青年發展藍圖》,勾劃未來長期青年發展工作的理念和方針,提出超過160項具體措施,承諾提升青年就業能力、改善福利、增加青年宿舍宿位。本社專訪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講座教授潘毅,她認為藍圖嘗試全方位照顧年輕人是好事,但畢竟這只是一個願景(vision),在落實措施時需要了解青年實際需要,確保政策每一環都可以到位。

潘教授和研究團隊在報告中提到,青年政策欠缺對青年勞工的保障。
潘教授和研究團隊在報告中提到,青年政策欠缺對青年勞工的保障。

教育就業錯配 識人好過識字

近年潘教授投身研究年輕人的就業問題,與研究團隊發表了《最低工資有幾低?貧窮新一代的就業困境報告》。作為一名大學教授,她感受至為深刻的,便是教育與就業政策錯配,令學生感到前途未如理想。這種情況源於政府沒有掌握所有資訊,例如學生和家長對大學開設學科有什麼需求;勞動市場現時需要什麼人才、未來有什麼新興行業等。她指出,縱使香港有職業專才教育課程,照顧不擅於學習的年輕人,但他們畢業出來仍沒有足夠力量面對勞動市場。「不少受訪者反映,透過朋友介紹才有工開,謂識人好過識字」,令作為教育工作者的她感到汗顏。

潘教授又直言,開設能夠直接與未來職業銜接的學科固然重要,但一些以價值觀為本的價目也有存在價值。「例如,年輕人十分喜歡念文化研究系,因為覺得好玩,又能夠訓練思辨能力、創造力。」問題在於文化創業產業的工作環境不理想,政府也沒有為畢業生提供足夠的就業支援。

又如傳播學和社會工作,她指出前者的收生要求比後者高,但兩者對應的工作,即記者和社工,薪酬水平卻差一大截。新聞行業競爭大被視為原因,但潘教授反指很多行業競爭都很大。面對這種不理想、不健康的就業情況,背後誠有歷史及制度因素影響,但也需要行業守則及勞工政策調節,而不能過分依賴市場機制,釐定哪些工作重要與否。否則,年輕人根本是在白白燃燒自己的理想和青春。但她相信,透過不斷討論,一些社會共識是可以改變的,若有政策引導便更好辦。

潘教授指出,部分學科的收生要求和出路回報不對稱,令畢業生感到前路茫茫。(Shutterstock)
潘教授指出,部分學科的收生要求和出路回報不對稱,令畢業生感到前路茫茫。(Shutterstock)

制定行業守則 確保待遇水平

潘教授解釋,一套好的行業守則應包括釐定工資水平,如建議起薪點、薪酬階梯等。隨着中國及香港的「平台經濟」發展日趨成熟,平台工作者人數亦大增,當中不乏「抄散」者。但他們待遇跟不上發展趨勢,多數不會與資方簽訂合同,建立勞動關係,欠缺具規範的工作形態,如以「眾包」形式(crowd-sourcing,在網絡平台以不同形式將工作任務外包給大眾,如競賽機制)接工作。市場透明度不足,對年輕人而言尤如一個「黑洞」,僱主在提出條件時不斷在試年輕人的底線。若不幸出現發生工傷時便取不到賠償,出糧不準時亦有冤無路訴。

幸好,隨着平台工作者成為一股龐大的就業人群,政府近年開始關注他們的狀況,2021年發改委等8個部委發表《關於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要求全面規範勞工、填補權益保障缺點等,陸續出台一些保障措施,例如僱用勞工時必須購買一定限額的保險;當出現事故時,政府可以先給予事故人賠償,繼而才追討企業。潘教授強調,行業守則不一定是偏幫勞工,也不是一場零和遊戲,「守則可以設計到相輔相成,但這依賴業內人士設計,由商會、工會之類的機構帶動,跟政府政策也未必有關係。」

潘教授強調,行業守則不一定是偏幫勞工,也不是一場零和遊戲。
潘教授強調,行業守則不一定是偏幫勞工,也不是一場零和遊戲。

做好基本保障 才能挽留人才

至於政府政策方面,潘毅探討內地勞工議題多年,她認為內地的勞工政策永遠都是「超前出台」,在落實方面卻「滯後」,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要等待勞動者的意識提高之後,手執政策文件才能有把握迫令地方政府和企業改善待遇。她形容,香港的情況比較好,不用擔心政策無法完全落地,但在制定政策可以跟中央政府參考,包括失業、退休保障、標準工時這些「基本的元素」,香港都奉欠,皆因太多持份者牽涉其中,每一項政策出台都需要經過很多的時間。

而家平均搵到一份工,都要3個月至半年,由寄CV去到真係有得面試,一來一回都要一個月多啲。咁唔係一見就請。如果有失業保障,起碼你等嘅時候,唔怕少少收入都無。

──受訪者A(24歲,大學畢業,出版社編輯)

「以Mirror演唱會意外為例,要花費大量人力物力才能找出肇事者、安排賠償,近年也有不少工業意外發生,情況不理想。但在內地有《社會保險法》和《工傷保險條例》先行支付規定可以跟進,以免工人容易被老闆以聊聊數萬元打發走,逃避責任。同樣地,因為內地有退休保障,很少看到70多歲的職業司機,香港卻隨處可見,正正因為我們沒有失業保障及退休金。」她解釋。

近年,本港勞動力下降,政府大叫「搶人才」,潘教授笑言想搶人才就應該做好基本勞工保障制度,才能吸引更多人來港,包括投身年輕零工(gig workers)。不要以為零工經濟風潮限於技術門檻低、工作取代性高的基層工作者,美國有報道指出,企業對臨時領導(interim leadership)的需求較2022年增長116%,尤其是在疫情期間,許多人主動辭去原有的高管職位,重新思考後半生的職涯,而其他國家也開始填補這方面的法例空白。

近年的Mirror演唱會及不少工業意外,折射出香港的勞工保障制度不足問題。(政府新聞處圖片)
近年的Mirror演唱會及不少工業意外,折射出香港的勞工保障制度不足問題。(政府新聞處圖片)

移民潮也無法 長遠改善向上流動

移民潮下,過去2年共流失了14萬勞動人口,至今仍未止蝕。潘教授認為情況與80年代那一次類近,離開的都以中產階層為主,留下不少待遇不錯的職位空缺。當年香港經濟崛起遇上人口外流,大大改善了社會流動性。社會學者呂大樂教授更指出,1990年可僱用人口中,逾六成為專業或半專業人士。今次又是否改善年輕人困境的良機?潘教授承認,現時比3至5年前有更大的晉升空間,但也提醒記者,基層勞工的工作環境不會有大改善,因為他們的工種本來就處於勞動力缺乏的狀態,加上社會觀感差,待遇未有改善。

除了在職貧窮,失業青年也值得我們關注。統計處數據顯示,2022年20至29歲青年的失業率為7.2%,15至19歲組別更是15.7%,比其他年輕組別中為高。政務司前司長張建宗曾寄語他們在缺乏新職位下,勿揀擇首份工作,要放下身段、腳踏實地。潘教授則反駁,「政府官員很容易就認為年輕人應該什麼都去嘗試,包括清潔、保安崗位」,以為一樣有出頭天,但現實卻是社會,包括政府在內,對這些基層職位給予太少尊重,貶低他們的價值。

作為香港唯一保障工資水平的《最低工資法例》,卻慘遭受訪年輕人批評「脫離現實」,「食一餐飯都唔可能」,無法保障兼職員工、基層工種,如清潔保安、兼職工作、暑期炒散等。她強調,「雖然工作要求不一,但勞動價值本身應該是平等的。譬如建築工人在中國被視為基層勞工,在其他社會卻可被視為技術工作,跟工程師沒有兩樣。如果社會、政府多給一分尊重,相信有工無人做、低薪問題可以得到紓緩。」

年輕人不願投入基層工作,一部分原因是社會在制度上、薪酬上對這些職位給予太少尊重。(Shutterstock)
年輕人不願投入基層工作,一部分原因是社會在制度上、薪酬上對這些職位給予太少尊重。(Shutterstock)

參考歐洲經驗 組合作社保障權益

中港年輕人面對相同的工作窘境,反觀歐洲社區已建立比較好的零工保障制度。潘教授分享指同一行業內的零工會組成合作社,以一個框架來接收和派遣工作,提供標示的合約範本參考,甚至有追討薪金、法律諮詢、交稅、代購勞保等服務,儼如一個社區中心。每個合作社都有十幾萬會員,整個制度已經相當成熟。當愈多人加入,合作社便能提供愈多資源及服務,保障勞工權益,避免彼此陷入惡性競爭。

再者,這些合作社有一定聲譽,大型企業和政府組織都會透過這些渠道尋找兼職員工,這些勞動者也可以更易找到工作,她形容,「這是勞工以集體力量面對市場的例子,不用事事由自己與企業deal(商議)。」勞動者需要這種組織形態幫助自己,即使香港政經環境與歐洲不盡相同,也值得學習。

她表示,嶺南大學早前成立的i-COMMON HK消費者自主平台有類似理念,希望幫助消費者和生產者、供應者形成更直接更有效的配對和協商,盡量減少中間環節,減低大企業以盈利為本的干擾、操控以至剝削。年輕人也可以在這個平台尋找由30多間社區夥伴提供不同產品,而他們也可以將自己的手工藝品放在這個平台上銷售,甚至幫他們設計和宣傳產品。「我希望能夠推動年輕人在社區中結合類似合作社的形態,每接觸一位年輕人都會告訴他人生不同的可能性。」

潘教授有份建立的消費者自主平台,希望仿傚勞工合作社,幫助市民爭取市場的話語權。
潘教授有份建立的消費者自主平台,希望仿傚勞工合作社,幫助市民爭取市場的話語權。

多年前,潘教授憑《中國製造:全球化工廠下的女工》一書獲得著名的「賴特·米爾斯獎」(C. Wright Mills Award),此後仍筆耕不絕,2022更被史丹福大學列入全球前2%頂尖科學家榜單。但她坦言,包括自己在內沒有多少人自許能推動社會進步,「只能一邊探索年輕人的處境,一邊推動政策向前走。或許很難改變到政府政策,但不做就沒有希望,做就還有一些希望。」

讓年輕人重拾盼望──潘毅教授專訪 2-2

潘毅簡介: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主任、講座教授、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榮譽教授。1990年代先後獲得香港中文大學學士、香港大學碩士、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博士學位,是國際知名研究中國勞工問題的學者。2006年憑著作《中國製造:全球化工廠下的女工》(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成為首位獲得C. Wright Mills Award的亞洲學者;另一著作Dying for an iPhone亦被譯成多國語文,深受學術界重視。20多年來,潘教授走訪內地不同城市,探討農民工等問題。2010年她與其他學者組織調研團隊,深入研究富士康員工自殺事件,引起國際社會廣泛關注。近年則研究香港的基層生活及文化。

本社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