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也造就了許多大學的「比較教育」專業。像上述倫敦教育研究院(現已併入倫敦大學學院 UCL)、英國的撒克瑟斯的發展研究學院(IDS)、哈佛大學的教育研究院,都是培養到發展中國家作「空降顧問」的專家。
1990年代以來,情形又有了變化。雖然上述這些機構仍然是培養宏觀教育發展專家的主要基地,但是學生之中,愈來愈多來自發展中國家,他們不少在學術上嶄露頭角,不少也給網羅到國際機構作為專職研究人員,或者是在學術機構工作,成為各類國際項目延聘的短期顧問,派到發展中國家作諮詢顧問。簡單來說,教育的國際顧問這一行,已經不再由英美等發達國家專美。
文化比較 深入探討
在很多院校,「比較教育」逐漸改名為「國際教育」。像哈佛教育研究院,有「國際教育」專業;哥倫比亞教師學院,有「跨國與跨文化教育」專業,吸納的都是發展中國家的學生,他們大都有本國前線的教育背景;而他們的出路,一直都是大國際機構,近年又增加了各類的教育 NGO。
他們自己的教育經歷,讓他們在研究教育的過程中,帶着(西方培養出來的)批判思維,不再盲目迷信某種固定的、流行的、西方的教育觀念,因此在實際的工作中,比較懂得尊重當地的現實與文化,能夠在發展中國家落地生根;他們正在逐漸、但緩慢地取代殖民地時代遺留下來的「比較教育」「遺老」,用新的眼光來看待各國的教育發展。
這新的一代,自己不太認為自己是從事「比較教育」的,但是從事「比較教育」的,卻會很有意把所有帶有國際性質的研究,通通納入「比較教育」的範疇。有些極端的言論,認為這彷彿是在挽救「比較教育」的命運。
另一方面,教育發展的比較思路,重心不斷下移。1960至70年代流行的是系統規劃;在1980年代中心下移,出現了一陣子研究「學校效能」(school effectiveness)的浪潮;最近20年左右,重心又下移到學生。到國際會議聽聽,很多的研究都是研究學生行為、心態、環境等等。又因為世界各地移民愈來愈多,不少研究便不可避免地牽涉到文化因素,也因而不少含有跨文化比較的元素。但是,這些都不是傳統的「比較教育」的領域,研究者也不會認為自己是在做「比較教育」。
不管如何,以歐美為中心的「比較教育」其實已經式微。而近年許多國際比較的研究(PISA、TIMMS、PIRLS等)中,上海、香港、新加坡、芬蘭的突出表現,說明即使是按照歐美的標準,世界還有許多地方有另類的思維去發展教育。
這種現實,也許還要一段過程,才會讓我們這一帶的社會所認識。教育以西方為師,恐怕應該引起認真的反思。絕對不是提倡「文化沙文主義」,沒有根據地「排外」。反而是當嚴格組織的工業社會逐漸淡出,當人的因素在經濟與社會的發展中,逐漸上升,歐美在教育領域的掙扎,也許在我們的文化底蘊裏埋藏着答案。
原刊於《信報》,獲作者授權刊登。
(封面圖片:Pixabay / CC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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