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接上文：〈67暴動前夕的香港治安〉
早在66年底、67年初，富有經驗的殖民地政府已經根據形勢判斷，香港在未來的一年中會重複發生勞資糾紛，又根據過去的殖民經驗，最有效最有法理根據的鎮壓方法是將事件升級到政治層面！
但這裏面又有多過一個理由：葡萄牙政府向澳門中國居民──一群二等公民公開道歉，這是一個民族羞辱！葡萄牙人沒有脊樑，不等於英國人沒有脊樑。即使英庭準備向中方妥協，也沒有英國人願意為自己的政府向二等公民道歉！英國人是一個非常在意階級的民族，向二等民族道歉，叫階級仇，民族恨，這些理念不是你共產黨專有！這是其一。
其二，與中國人對抗等於是與共產黨對抗，60年代是東西方冷戰高峰，共產黨早就是被污名化的妖魔，用這個藉口既方便又合理。
其三，即使港英政府的強硬政策與英庭不一致，這仍然是自由主義對抗共產主義的必需措施！自由主義原以中間派為主體，到這個時候，政治光譜已經演變到極右。
從這幾個線索觀察，67年的勞資糾紛在沒有發生前已經被港英定性為政治事件，香港的命運無論如何都不可能被改寫，隨後，土共帶着極左思維走上歷史舞台，卻也省了港英政治部很多操作，但已經無所謂了，一邊是乾柴，一邊是烈火，一邊是極右，一邊是極左，一場腥風血雨就這樣開場。
中國的態度
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自1949年起長期負責香港事務，對香港採取「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務實政策。中共當時負責港澳事務的廖承志，曾在1966年8月指示不要在香港發動文化大革命，但是「澳門事件」發生之後，廖承志被紅衛兵奪權、批鬥。香港左派發動反英鬥爭初期，周恩來多次約見中共中央外事辦公室及港澳工委（新華分社的真實身分）官員，強調對英國的鬥爭必須「有理、有利、有節」，「不能照抄內地紅衛兵的做法」，也反對在香港動武。他指出：「我們現在既不是馬上收回香港，也不想同英國打仗。」
周恩來私下對香港左派的極端做法很有保留，但礙於文革極左思潮佔主導的政治現實，不便公開制止香港左派的行動；加上國內形勢失控，北京領導層對如何處理香港局勢缺乏共識，周恩來又窮於應付國內紅衛兵的派系鬥爭，遂令事件逐漸升級。
前港澳工委常委、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梁上苑曾經明確表示，周恩來曾嚴令制止解放軍越過深圳邊界，國內沒有提供任何武器軍火給香港左派使用，騷動是由新華社香港分社（即中共港澳工委）所發動的，以中共黨內常見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方式應付中央，就是先造成了既定事實，使中央不能不負起責任。
據《大公百年史》的紀錄，周總理在1967年底，代中央為67暴動作的總結如下：
第一，英國人用暴力鎮壓工人和左派群眾，負有重要責任；香港群眾反對英國人的暴力鎮壓，是合理的、正義的、英勇的；錯誤是在於領導人把事件擴大為一場動亂。第二，香港左派領導人的錯誤在哪裏？周恩來說，『是受極左思潮所利用』。這句話說得含糊，因為當時林彪和『四人幫』還掌握權力，周恩來這句話，其實是說香港左派領導人受林彪和『四人幫』利用。第三，周恩來說，這次錯誤，『香港有責任，北京有責任，主要責任在北京』。
英廷的態度
正正在1967年，英廷結束了殖民部，把殖民部歸納到外交部，實行Merciful Colonialism，香港譯作「懷柔政策」，大方向是幫助殖民地脫離大英帝國，所以在戴麟趾之後上任的麥理浩是一位外交官，戴麟趾自己則是一位資深殖民官。當年，大英帝國讓香港自由脫離殖民地，可能嗎？
一、統治香港的其實不是英庭，更不是香港總督，根據《洋行風雲錄》（原載《香港英資財團》，馮邦彥），美國的《財富》雜誌曾在一篇文章中聲稱，「統治香港的權力，依序而列是馬會、怡和、匯豐和香港總督」。在統治香港的權利排名上，港督連前3名都不入，可見這些英商集團其權勢及影響力之大。英庭對殖民地的「懷柔政策」肯定得不到利益集團同意，如果在兩國關係最壞的時候撤出香港，中國政府第二天已經收回香港，這些龐大的資本恐怕在一夜間便絕跡。
二、香港對英國的重要是匪夷所思的，香港的儲備金佔英國全部儲備三分之一，如果一旦撤出，對英國的影響是災難性的。
暴動開始不到一個月，在5月21日，倫敦派出一班高級官員到香港，由英國聯邦事務部首席次官高爾思沃西爵士帶領，隨行有聯邦事務部香港司司長卡特、外交部遠東司司長博蘭，他們與港督的會見有決策性作用。你會知道哪天晚上誰請他們吃飯，誰會嚴厲警告這一群政客，如果英國撤退，從國家到商人的龐大利益會在一夜中化成維多利亞海港中的一滴水。
這次會面以後制定的政策，在第二天立即在香港實行，首先是5月22日的「522血洗中環血案」，警察的血腥手段沒有因為官員到訪而軟化；但在5月23日，勞工處長卻宣布香港人造花廠勞資取得協議，資方同意工人一切要求，賠償後續條件還相當優厚（《香港左派鬥爭史》，頁239）。這兩個性質極端的事件中包含兩個信息：
一、港英政府改變了本來一貫支持資方的立場，無形中承認自己在處理民生問題上失去準則。這也是回應英庭的懷柔政策，給足英庭面子。
二、港英政府堅持武力鎮壓暴動，因為這是「對抗共產黨」，在政治問題上不惜血流成河，絕不退讓。
根據《管治香港》一書， 管治權謀的軟硬兼施交叉使用，是企圖最大化獲得統治效益的諸種手段。
在5月21日的決策性晚宴上還缺席一位香港第二號人物──警務處處長戴磊華（Edward Tyrer）。誰都沒有想到，他的職位竟然在幾個月以後便被解除，成為香港任職期最短的警務處處長。
你不知道的67暴動 6-3
原刊於《明報月刊》，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