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年前（1991年12月），蘇聯（1922—1991）一夜倒塌。有人抱怨體制弊端「對現實中的活人漠不關心」；有人卻為「目中無人」辯解，歸罪於戈爾巴喬夫（1931—2022）背離了十月革命（1917）道路（無產階級專政之路）（註1）。
一束紅玫瑰 寄悼念之情
當今普京治下的俄羅斯，對戈爾巴喬夫多半是貶抑的取態，西方傳媒因此預料其葬禮冷冷清清。
可是，9月3日（莫斯科時間）葬禮的場景，是排隊等候進場的人很多。人們手中的紅色玫瑰（這是俄羅斯的悼念「特色」），傳遞悼念之情。
莫斯科的獨立民間報紙、被普京壓制的《新報》，發表原總編輯、2021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穆拉托夫（Dmitri Mouratov）的悼念文章，稱戈爾巴喬夫把人權置於國家之上，把和平的空間看得比權力重要；又說：「戈爾巴喬夫給全球一份不可思議的禮物，給了我們30年的和平，沒有全球核戰爭的威脅」（註2）。
蘇聯4時期 解凍與復舊
在蘇共歷史中，戈爾巴喬夫是視野很廣的改革家，但他的改革實踐並不完全成功。
史太林（1879—1953）之後的蘇聯，本欄分為4個時期（各時期的名稱，並非蘇共或中共的官方術語，而是作者的表述）：
一，赫魯曉夫（1894—1971）的解凍時期（1953—1964）。
長期在烏克蘭任蘇共職務的赫魯曉夫，局部改變史太林的僵硬政策，反史太林模式的個人崇拜（註3）；關注無產階級專政的左禍，平反一批政治冤案；對計劃經濟體系修修補補，引進商品價值觀；在思想、文學界略放寬控制，釋放部分流放者，出現一點「解凍」景象。
二，勃列日涅夫（1906—1982）的復舊時期（1964—1982）。
武夫出身、熱中寫小說的勃列日涅夫，回到史太林老路，增強政體和計劃經濟體系的集權，加緊對意識形態的控制；對外擴張，出兵阿富汗，中蘇邊境發生珍寶島事件。
北京的蘇聯史專家陸南泉說，勃列日涅夫總攬黨政軍大權，加強「刀把子」專政，即強化「秘密警察」的管控作用，鼓勵告密，「檢查私人信件、偷聽電話談話多了起來」（註4）。
雅可夫列夫 助推行改革
三，安德羅波夫（1914—1984）和契爾年科（1911—1985）的過渡時期（1982—1985）。
這是體制弊端畢現、社會治理能力衰弱的3年。
前一人出身於蘇共或蘇聯的情報、安全機構，1982年以蘇聯國安會主席身份接替病亡的勃列日涅夫，擔任蘇共總書記；後一人長期負責蘇共中央的黨務、機要，曾任中央總務部長、書記處書記。都是親近勃列日涅夫的僵化人物、年邁疾病纏身的弱勢人物。
四，戈爾巴喬夫（1931—2022）的新思維時期（1985—1991）。
相對前兩任的無作為，戈爾巴喬夫是強勢人物。在改革的意識層面，扮演了引領者的進取角色（註5），在思想家和史學家雅可夫列夫（1923—2005）、外交家謝瓦爾德納澤（1928—2014）協助下，推行了思想層面、政經體制和對外關係的改革（兩位協助者，分別曾任蘇共中央宣傳部長、蘇聯外交部長）。
提出新思維 公開性原則
出任總書記前，戈爾巴喬夫長期在蘇共中央任職。1978年起任書記處書記，主管農業；1980年起是政治局委員，1984年兼任最高蘇維埃的外交委員會主席。經歷使他對農業的落後、農村的貧窮，有較廣的了解；對外交政策的失誤，認知也較深。
戈爾巴喬夫上台的1985年，蘇聯極權主義政體下的官僚主義、特權貪污非常嚴重；計劃經濟體系下商品、供應的短缺現象，亦積下很深的民怨；社會控制的日趨嚴酷，加深民眾的疏離感。
他上台後，以新思維之名提出一系列改革理念，於1987年以《改革與新思維》為題匯成一書出版。
所謂新思維，與僵硬的史太林主義、勃列日涅夫教條相對而言，指對社會主義的再認識，減輕對社會主義的信心危機，讓社會生活有自由、民主、人道的元素
新思維的內涵，本欄以6個關鍵詞概括：公開性（glasnost）原則、黨內民主（重構）、經濟改革、和平外交、多元化和人道化。
公開性原則，有透明化、對話溝通的內涵，這是針對極權主義政體弊端，特別是政策和政務脫離實際、漠視民意，主張以對話、溝通建立和諧秩序，化解「社會矛盾」即處置社會糾結。
黨內民主是執政黨改革的重大訴求，旨在糾正極度集權和黨政不分，達致重構執政黨運行的新秩序：黨政清晰分工，有民主機制，發揮集體領導功能。
經濟改革是針對高度控制的計劃經濟體系，減少指令控制、指導控制，吸納市場機制，消除企業的官僚主義、商品的短缺現象。
和平外交是針對意識形態鬥爭（如中蘇大論戰）和對外軍事擴張，審視戰爭與和平、覆滅與生存之間的政策選項，以和平對話建立和平的國際秩序，有效防範和化解核戰風險。
正視多元化 人應有尊嚴
多元化和人道化，關乎糾正社會管理的極左政策。在社會多元化理念下，提倡「社會主義人道化」，糾正流放、勞改政策的左禍，給人一些自由空間，讓思想、文學界有較寬鬆的環境。
本文第一段提到的「目中無人」說，源自戈爾巴喬夫理論顧問雅可夫列夫的著作。「目中無人」是蘇聯和東歐極權主義政體的弊端。
1950年代的波蘭統一工人黨（共產黨）領袖哥穆爾卡（1905—1982）說：
「我不想更多地回顧過去那種個人崇拜體系統治的悲慘歷史。它違反了民主原則與法則，在這樣一個體系中，人性與良心被折斷了，人被污辱踐踏，喪失了尊嚴。」
戈爾巴喬夫倡議多元化和人道化，正是承載改變「目中無人」的理想，有意讓人不再只是「工具」。
蘇聯速解體 主要是體制
戈爾巴喬夫的改革，重在改變社會主義理論的僵化、政策脫離了現實和民意，挽救計劃經濟體系的危機。他的改革理念和實踐，衍生「蘇東波」（蘇聯東歐改革波潮，1989—1992），地緣政治發生劇變。但是，他不刻意讓蘇聯、蘇共垮台。垮台的原因，是極權主義政體之弊，導致民眾唾棄。
北京改革派理論家周瑞金在《辛亥百年》一文中，提到蘇聯解體的主因：
「以前蘇聯為代表的共產主義思潮及傳統社會主義制度。經濟上實行全面國有化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政治上實行一黨專政、領袖集權；思想文化上輿論一律，壟斷意識形態；對外關係上輸出革命，組成集團，冷戰對峙。」（註6）
掌控蘇共6年中，戈爾巴喬夫最大的貢獻，是為社會帶來和平。
在國際間，他努力開闢與美國的對話之路，簽署中程導彈條約（1987），邁出「限核武」的重要一步，全球未發生核戰爭。
未靠刀把子 求絕對權威
在蘇聯國內和東歐「兄弟國」，他避免動用槍桿子和刀把子，去處理「社會矛盾」。即使蘇聯加盟共和國謀求獨立、東歐共產國家變天前，他也放棄武力鎮壓的機會，不像1956年、1968年出動華沙條約國軍隊，分別鎮壓匈牙利的民眾遊行、捷克的「布拉格之春」。
他認為，動用武力維持蘇聯的集權和統一，會造成多年的內戰，未必能穩定政局。
不少西方和東歐歷史學家，把蘇聯的和平解體、東西德的和平統一，稱為「戈爾巴喬夫奇蹟」。這恰正是戈爾巴喬夫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一大原因。
《紐約時報》的一篇署名評論，引述法國駐莫斯科前大使西爾維．伯曼的話：戈爾巴喬夫「是一個和平的人」，「他願意結束冷戰，並降低核對抗的風險」。這篇評論又說：「他傾向於談判而不是坦克，他改變了世界，也失去了他的國家」（2022.9.1）。
註：
1. 十月革命百年 列寧陰影仍在
2. RFI, 2022.8.31。
3. 30年前蘇解體 主因特權腐敗
4. 《炎黃春秋》月刊，2021年第3期，陸南泉文，87頁。
5. 戈爾巴喬夫90歲 議論公權罪責
6.《炎黃春秋》月刊，2011年第9期，1頁。
本文原題〈想改變目中無人 末代總統未了情〉，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作者修改、補充、附表後，授權本網站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