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哈的《一件有益的小物》，一部令人看得「過癮」、開心之作。與他另一部作品《昨天喝了河豚湯：50位作家，50種面對殘酷世界的回應》，竟能前後呼應。兩本書，內容風馬牛不相及，完全不同的話題，但那幽默筆觸、敏銳觀察力，仍可得見，是出自同一位作者。米哈對人對事，冷眼旁觀，下筆，就是夠酷，一點不含糊，文章因而好看。
米哈書寫50位作家的人生觀，他閱讀作家作品，讀得細心，找出他們對人生的體悟，是怎麼一回事。
帶着枕頭去旅行
來到《一件有益的小物》，展示出來的，是米哈閱讀廣泛、順手拈來的考證，看似得來全不費工夫，實際情況，書讀得少，這樣的文章，寫不出來的。
枕頭，平凡不過的「小物」，由米哈寫出來，就不一樣了。米哈晚上睡得甜，皆因他有一個伴着他「成長」的枕頭。出外旅遊，酒店的枕頭不同，遂會「睡不好，睡不深」。
米哈想起少年時與父母出外旅行，母親總會帶着自己的枕頭。米哈這才知道「對枕頭的依賴」，事出有因。
筆觸一轉，米哈道出一個鮮為人知的秘密：《小婦人》作者Louisa May Alcott寫作時，不想家人打擾，會把枕頭側放在客廳沙發。枕頭直放，家人才可以敲房門找她。這個枕頭，米哈稱之為「心情枕頭」。
「這是一個與家人溝通」的好方法。可惜少年時，米哈仍未看到《小婦人》作者的傳記，未知枕頭有這用途。
米哈的母親做到與時並進，後來一家人旅行，她不用帶枕頭，帶枕頭套就可以了。母親還問米哈：「要借你一個嗎？」
戴眼鏡
我沒有見過米哈這位年輕文化人，但我在他的著作內頁，見過戴上眼鏡的米哈，又在他的網頁中亮相的米哈，有點像上世紀1919年，五四運動時期的知青、文化人，我甚至覺得他有點像詩人徐志摩，至少他們所戴的眼鏡，看來是同一個款式的。
在《一件有益的小物》，米哈有一篇談「眼鏡」，還作了點考據，指出明代畫家（該是16世紀初）仇英的《南都繁會景物圖卷》，可見有一老者戴上眼鏡，在金店門前盤坐。而意大利畫家Modena在1352年（14世紀）畫了一名修士Hugh of Saint-Cher戴着眼鏡，在抄經文。那是說眼鏡在西方出現，比中國早了百多年。
米哈說他中學時期沒有戴眼鏡。是他大學畢業後，當上研究助理：「每天大量搜尋、閱讀、整理相關的文獻，包括眼鏡的歷史。」閱讀過多，兩個月後，米哈要戴眼鏡了。
對米哈說，他的文章風格，可有點像梁實秋，懂自嘲之道。隔了兩代人，米哈的《一件有益的小物》與梁實秋的《雅舍小品》竟能互相呼應。
時代不同了，活着，要面對的人和事，卻是50年不變。梁實秋對身邊事物，可以寫的都會寫下來。他的近視度數，該比米哈深得多，就是在文章不見提及戴眼鏡之事。
米哈的研究「後人類主義」，那是什麼？他作出解釋：「是關於科技如何補足，超越人性的存在，從而重新定義人性。」
戴了「眼鏡」，延伸了眼睛的功能，「超越了人類應有的（會老化）存在」。
逐漸消失的
米哈在文章中提及的「小物」，有些已在我們不知不覺中消失眼前，就如作者所講：「有一些物、事，或人，每一次遇上，每一次見面，都可以帶來輕巧治療的快樂……我們往往以為如此重複的樂得來容易，直至失去，我們才明白了一點什麼。」
米哈說的，有「音樂盒」，他年幼時在「什麼都會有文具店」找到的。他每次走進文具店，都會「扭動同一個12角形的透明音樂盒，聽同一首歌，感覺就像在森林裏藏了一件寶物，間中回來審視欣賞一回」。不過，有一天，「音樂盒被人買走了。」
我也曾在這樣的文具店，見過「音樂盒」，嫌它的音樂單調，沒買下來送給小朋友。不久，文具店自人間消失，再也沒有見過類似的「音樂盒」。
米哈要「離家獨居」，父母問他家的電話號碼，米哈說沒打算安裝電話。「怎可能呢？」他父母的即時反應。
原來不少這一代的年輕人，搬離父母家，新居什麼都不缺，就是沒有電話。「手提電話與互聯網的出現，令這些電話的功能與靈氣都變得多餘，都成了懷舊。」
好，下一次搬家，我也不要在家中安裝電話（事實上，如今家中的電話，很少響起來的。即使有人打電話來，都是推銷商品、遊說你借錢周轉的。沒有一個電話是朋友打來，他們根本就沒有這個號碼）。
其他逐漸消失的物品，有摺扇（除了演員在舞台揮動摺扇，展示功架）、開信刀（有朋自遠方寄信過來，才會用開信刀，還有朋友寫信？）、硬糖（還有人吃？）、沙漏（還有這種擺設？）、日記簿（誰會寫日記呢？）。
原刊於《星島日報》，本社獲作者授權綜合轉載，題為編輯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