禪讓政制三代而止

禪讓政治的理念、政制，至禹而大成，竟也至禹而終止。史料提供的原因如下：

在這簡短的交代中，我們可了解到：結束禪讓政制的是四方諸侯的「民意」，而不是禹的意願。按《尚書》和《史記》的記載，禹治水土十三年，過家門而不入；甚至其妻生子啟，亦不及親自命名。這一方面反映了禹的「忘私」已達到很高的境界，另一方面亦可推想禹、啟之間，父子之情淡薄，禹對啟並不了解。史書上也沒有更多禹談啟的記載，也就是說，找不到禹想把帝位傳子的依據。相反，禹欲傳位於皋陶或益的想法卻相當合情合理。禹與皋陶，有共同的政治理念，前引文獻說：「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可知皋陶是完備禪讓政制重要的規劃者和立法者，成為禹的傳位對象是順理成章的。可惜皋陶先禹而死。益雖不是禹的第一選擇，但禹對他應有相當了解。因為益是禹平水土工程的得力助手，皋陶死後，禹即選定他為繼承人，並「任之政」凡十年。司馬遷說：「益之佐禹日淺，天下未洽。故諸侯皆去益而朝啟，曰：『吾君帝禹之子也。』」（同上頁83）這段話頗堪玩味。

 

益幾乎是禹從接受平水土任務開始就一直跟在禹身邊，就算只計「任之政」的時間也有十年，怎麼說「佐禹日淺」呢？禹是最有資格評核益的人，禹選定了益，死後卻得不到天下諸侯的同意，原因在哪裏？太史公在前面只說：「禹子啟賢，天下屬意焉。」但史料上卻沒有記載啟有哪些賢行，連禹在位時他參政的紀錄也沒有。諸侯去益朝啟另一見諸文獻的理由是「吾君帝禹之子」。話說到點上了。從這個理由不難想像其中現實性的原因。

 

 

這個理由在政治理念上是一種倒退的觀點；為甚麼這樣一個倒退的觀點，能終止方興未艾的禪讓政治呢？

 

這個倒退的觀點所以得到當時大部分諸侯的附和，其實是有現實基礎的。帝堯傳賢不傳嗣的政治理念，在哪時的歷史環境中是超前的思想，四方諸侯並沒有共識。所以當堯要四嶽諸侯為他提名繼承人的時候，他們第一個提的就是堯的嫡嗣丹朱，然後由近及遠，最後在堯的堅持下才提出隱於民間的舜。三代人中理解堯這個理念的，主要是舜和舜所重用的臣子皋陶、伯夷、益及第三代繼承人禹等。禪讓政治是一種德政理想，從私德到公德都有很高的要求；這種道德要求並不規限於主其事者，也需要四方諸侯和百姓的配合。

 

禪讓政治的建制人，本意識到推行禪讓政制必須大力宣揚德政理念，故此他們都特別重視教育。但在實踐過程中，卻可能因忙於建制工作而對此有所疏忽。特別是禹，認為經濟民生的建設是治國的首要任務，幾乎畢生致力於此，無暇顧及思想。意識形態總滯後於經濟基礎。禪讓政治從堯到禹，只有三代人。雖是由上而下的強勢實踐，一時卻難以清理舊氏族政制的核心觀念：傳嗣。

 

史料上找不到啟的賢能事蹟，但其伐異的殘酷做法卻清楚地紀錄下來：

 

啟認為自己登位是天命所歸，伐有扈氏前還作了《甘誓》。這種託天命以力服人的做法，完全是舊宗族政治的復辟。太史公不動聲色地用這樣的方式紀錄啟的繼位情況，也許正是他的春秋之筆。漢儒對《坤靈圖》所謂：「德配天地，在正不在私，曰帝。」有兩種不同的解讀。一種把「德」字解讀為「政德」之「德」，謂其政治理念宏大有若天地，以「道德」之「德」為正；一種則讀為「五行之德」，以金、木、水、火、土的五行相剋，來顯現政權更替的「天命」，以非人事的「天命」為「正」。

 

後一種解讀應是堯帝前宗族社會的一種傳統政治理念，這種理念正是諸侯伐異或取代原有共主政權的一個依據，強調不可逆轉意味（「天命不可違」）。前一種解讀是帝堯的傳賢不傳嗣，天下唯有德者居之的德政理念，配合他所倡議的禪讓政制。在漢武帝時，受皇帝重用的董仲舒繼承了後一種解讀，而受貶抑的司馬遷則繼承了前者。董仲舒的說法自然成了皇帝肯定的主流，司馬遷雖有不同意見，也不能坦然表達，故此用了曲筆。

 

傳統宗族制度「傳嗣」的舊思想，加上「五行之德」對禪讓機制的扭曲，真正的禪讓政治止於三代。往後幾千年歷史中的所謂「禪讓」，莫不以以董氏五行之說為依據，成了歷代野心家謀朝纂位的最佳理由，直到袁世凱逼溥儀遜清仍是如此。具有極高人文遠景的禪讓政治在中國歷史上竟落得如此下場，不禁叫人浩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