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73年度，曼儀和我都獲得假期和獎學金到倫敦進修一年。我們通過一位同事，請了她一位朋友同行，協助照顧穎之，家務則三人分擔。我們負責她的機票和食宿，每月有合理的薪酬和假期，她可以利用假期遊覽倫敦，並在解職後在歐洲作較長時期的旅行。這的確是一個很好的安排。
我比她們早八天到倫敦，希望在她們抵達之前已安排好住所。頭兩天交白卷，第三天也一樣，每個接通了的電話都說我遲了一點。第四天，我預先準備好一批打電話用的硬幣，一早到達報攤，等待充滿廣告的晚報出版（當年倫敦的晚報是早上出版的），結果仍然無功而退。第五天，即9月18日，我再接再厲。這天比較幸運，第三個電話終於傳來了稍為令人振奮的消息。對方問我可否在半小時內到達她的辦事處。原來她是地產經紀，辦事處離酒店不遠，因此，不用20分鐘我便出現在她面前了。她說，出租的房子位於倫敦北部一個叫 Colindale 的地方，離市區約八哩，要開車去，所以請我到她的辦事處跟她一起去。幸虧是這樣，否則又錯失荊州了。我們到達時，已有兩名準租客在門前等候，但她表示，因為我是跟她一起來的，所以讓我排頭位。看過房子、問明條件之後，我毫不猶疑便接受了，使到早在那裏等候的兩位準租客大失所望。數十年來，每想起此事，總覺得對他們有點歉仄。
自70年代起，便不斷有出版社找我談出版世界地圖集的問題。最先是牛津請我審閱一本他們為其他地區出版的世界地圖集，看看可以怎樣改進，以配合香港中學地理課程的需要。我花了好幾個晚上和一個周末，寫成一個詳盡但帶點勸阻味道的報告。報告寄出之後，一直沒有下文，酬金也沒有寄來。後來澳洲的 Jacaranda 出版社又企圖進入香港的教科書市場，請我用最省時省力的方法，為他們改編一本世界地圖集。我做好之後，他們遲遲也不如約付稿費。這次我沒有像對牛津出版社那麼大方了，一於窮追猛打，直至成功為止。
期間區百齡也曾建議我編一本香港中學適用的世界地圖集。對此，我作了一個非常錯誤的估計。我低估了他的實力和決心，認為這是一個投資大、困難多、風險高的項目，恐怕他無法駕馭，所以多次拒絕了他的邀請。不料他突然在1972年初交來一份他自己擬訂的目錄，請我提意見和修改。他的目錄很傳統，跟其他世界地圖集無大分別，只是多些亞洲地區，特別是中國和香港的地圖而已。見面時，他說「已洗濕了頭」，早前跟牛津的 Pergamon Press 簽了約，現在非「上馬」不可了。事已至此，我只好答應替他重新設計這本地圖集。我花了大約兩個星期去做這件事。
當年香港的中學全部都用 Philip’s Modern School Atlas （PMSA）。跟它比較，我的有三大特點：（一）把東經60度至國際日期變更線之間的地區包括在同一幅地圖內，涵括南亞、東亞、東南亞和澳紐等地區，以適應香港中學地理課程的需要；（二） 每洲都有農業和工業等經濟地圖；（三）收錄全球主要城市的詳細地圖。這個設計，無疑是為了配合課程的需要，但也反映了我當時對世界未來的經濟和政治發展趨向，以及地理教育將來的走向的認識。
他又要求我在倫敦時，不時到牛津視察進度，因此給我10,000元，作為交通費和雜費。返港後，他請我校對地圖稿，我沒有答應，轉請黎國燦 （一位唸地理的宿生，後來任教香港教育學院）代辦，費用約4,000元。此數出自上述10,000元。
當日我不肯校對地圖稿，事忙是一個理由，但也不是沒有別的原因的。地圖稿有兩個地方我很不滿意：（一）在台灣海峽上出現國家分界線；（二）地名索引以 A1、B2 的方式表示。前者屬政治問題、後者專業問題。我跟他討論這兩個問題時，大家的態度都很強硬。我堅持原則，因此去信給他，表示若不按照我的意見修正，就不要寫我是編輯。結果：他在第一個問題上讓了步，第二個則不變，而我的身份也由編輯改變為顧問。地圖集1975年面世。出版後，它很快就取代了 PMSA 的位置，而我們的關係也自此日漸疏遠。後來，他終於在索引裏加上了經緯線的數據。
（封面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