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賴德老師與我的研究道路

賴德老師(Timothy Light)是我最尊敬的外籍英語老師之一。作為耶魯學士,賴老師特別博學、幽默、和藹可親, 經常主動約學生談話聊天,又喜歡組織遠足、燒烤、搞周末派對等課外活動,與學生打成一片。我最喜歡上他的英語語法課,因為他「老實」, 不說假話。賴老師解釋英語語法時,經常重覆一句老話,“Grammar?No need to explain. My grandpa said so. He’s always right.” (「語法這玩意,不必多作解釋,我老爺子就是這樣說的。他永遠是對的。」)

最尊敬的外籍英語老師:賴德老師

 
賴德老師(Timothy Light)是我最尊敬的外籍英語老師之一。作為耶魯學士,賴老師特別博學、幽默、和藹可親, 經常主動約學生談話聊天,又喜歡組織遠足、燒烤、搞周末派對等課外活動,與學生打成一片。我最喜歡上他的英語語法課,因為他「老實」, 不說假話。賴老師解釋英語語法時,經常重覆一句老話,“Grammar?No need to explain. My grandpa said so. He’s always right.”(「語法這玩意,不必多作解釋,我老爺子就是這樣說的。他永遠是對的。」)賴老師強調,語文是約定俗成的東西,要學得好,就必須全套學,不能光學單詞或語法,也不必強記語法上的專有名詞和規則,因為過分強調語法規則,等於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給自己弄糊塗了。
 
賴老師還鼓勵我用英語寫短篇小說。在賴老師護航下,大三時我居然能在新亞輔導處編印的《新亞生活》雙周刊發表了英語處女作 Akaky Akakievich(《阿 K 正傳》)。這篇東西仿效俄國作家果戈爾(Gogol)的短篇小說《破大衣》(The Overcoat),通過來自澳門的一位同系同學的遭遇,諷刺輔導處評選獎助學金不公。聽說發表後,當時的輔導長陶振譽(《日本史綱》等書著者)非常不高興。礙於該刊英文部編輯賴老師的情面,我沒有受到處分。1975年我回母校接替陶先生任輔導長,那時陶先生已經榮休,賴老師已回美國任教,給我寫了封別開生面的祝賀信,他還記得我那篇不成熟的短篇小說,笑說今天我已接替陶輔導長的職位,掌管校內獎助學金評審,這回要看我怎樣處理阿K之類的問題了。
 
賴老師教我最心儀的的地方,就是他對中國文化的崇敬和愛慕。課餘之暇,他不但學習漢語和粵語,也勤於閱讀有關中國歷史、文化和語言的書籍。在60年代的香港,歐風美雨大行其道,眼見這位耶魯學士如此醉心於中國文化,而張葆恒、孫述宇等老師如此兼通中西文化,我對中國文化的信心更加堅強,亦因而對於學習西方文化亦更加起勁,感到兩者相輔相成,可以齊頭並進。
 
1994年我移居美國後,知道賴老師已經成為著名的中國語言學家,曾任教於美國多所大學,又曾任名校明德(Middlebury) 學院校長、卡拉馬祖(Kalamazoo)學院副校長、西密芝根大學副校長等職,晚年專心研究中國宗教,對於推動美國的中國文化教育,貢獻良多。明德學院至今還被公認為全美培訓漢語人才最佳重鎮之一。
 
賴德老師(右4)與譚汝謙(右5)等新亞外文係同學在香港淺水灣露營,1963年仲夏。(作者提供)
賴德老師(右4)與譚汝謙(右5)等新亞外文係同學在香港淺水灣露營,1963年仲夏。(作者提供)
 

中大之後——踏上研究之路

 
1964年從中大新亞英文系畢業之前,我打算赴美國讀研究院,但是不知如何選擇研究方向,更不知報考哪一學府、哪門學科,於是向錢先生和唐先生請教。(我與錢唐兩位恩師的關係,另文詳述。)兩位恩師知道我以溝通東西文化交流為職志,認為我是外文系畢業生,對於西方文化有粗略的認知,加上日後去美國留學,對於深造西洋文化,具備優良環境, 因此他們不擔心我在西洋文化方面的進步。他倆認為我在新亞幾年,對於中國文化,已有初步認知。不過,他倆指出中國文化只是東方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並非全部。東方文化還包括印度文化、蒙藏文化、日韓文化、東南亞文化等重要體系,都各具特色,不容忽視。可惜近百年來,國人被西洋的大炮打怕了,只知洋務西化;中國學術界和教育界對西洋一面倒,忽略了其他東方文化體系;這種失衡,並非國家民族之福,更使我們自動喪失了代表東方文化的話語權。因此,錢師唐師不約而同都強調中國文化以外的亞洲文化的重要性。一直以來,我和很多同學誤以為錢唐二師都是大中華文化主義者,臨畢業前聽到他們如此謙卑、闊達的文化觀,使我大吃一驚。尤其是從他們口中知道美國在二戰後,大力發展高等教育,包括撥備豐富資源,加強研習曾被忽略的多種東方文化體系,吸引世界各地學者去美國任教,美國高等院校頓時人才濟濟,取代戰前英法等歐洲國家的學術地位; 如此資訊,令我興奮不已。
 
錢唐二師的分析,深深啟迪了我。說實話,自問對於其他東方文化的認知,實在太淺薄了。幾經考慮,我最後選擇了日本文學和比較文學為主修。日本文學成為首選,並非因為我精通日語,那時我還沒有開始學日語;也不是日本經濟已經騰飛,那時日本經濟正在發足階段,日本還未變成經濟大國;更不是因為日本人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川端康成折桂是我赴美留學第三年(1968年)之後的事。在錢唐二師所提的幾種東方文化體系之中,我比較心儀日本文化,主要是受到新亞其他老師直接間接的影響。記得在中國哲學課程的指定參考書目中,就有日本學者宇野哲人和宇野精一父子有關儒學等課題的漢譯書籍;在中國文學的指定參考書,少不了鹽谷溫的《中國文學概論講話》、《中國小說史略》、《元曲概論》等著作。其實,我和很多同學都喜歡閱讀那幾部漢譯日書。 譬如說,鹽谷溫的《講話》確實比鄭振鐸兩大冊《中國文學史》來得簡明、易懂。那時我心裏開始嘀咕,為什麼日本學者能夠對中國文化的研究如此深入淺出?我們的老師都是從抗日戰爭走過來的,為什麼還要我們用東洋貨呢?到底日本的吸引力在那裡裏?當我諮詢家父意見時,他也贊成我投身日本研究,因為我家在秘魯最要好的朋友和鄰居,有些是日裔移民。
 

譚汝謙